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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感谢《建党伟业》-- 宋鲁郑

已有 823 次阅读2011-7-20 01:30 |系统分类:生活| 建党伟业, 选举, 民主, 自由

摘要:我们知道现在必须按照你们既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但十年内我们将参与规则的制订——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在中国入世谈判时的发言

拜互联网之赐,生活在海外的同胞可以几乎与国内同时观赏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献礼片《建党伟业》。相较于传统的主旋律,《建党伟业》颇类似于西方的大片:巨额投资(六亿)、巨星云集(囊括华人社会几乎全部名星)。从中也可看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而且在播映期间,一些西方的大片也暂时让路----其实这种做法很正常,电影也是竞争激烈的产业,对本民族的产业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也是跟西方学来的----从西方默默的接受来看,要么它认为中国的做法很正常,要么中国它已得罪不起。法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电影也有不少限制。此外,美国和欧盟都对农业提供巨额补贴----尽管从逻辑上讲,享受补贴的都是国外的消费者,而且尽管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巨大,美国仍然拒绝中国购买它的石油公司和高技术以及破产的《新闻周刊》。但不管怎么说,这部电影的制作和放映,都体现出中国的时代特色,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所引发的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的思考。

首先要感谢《建党伟业》的是,它再次令整个民族又重温了一百年前中国的生存危机。这部电影时间跨度并不大,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但这一时期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低谷和动荡时期。中国从清末到袁世凯再到军阀割据,竟然走了一个又一个的下滑线。虽然清末已经不堪,但袁世凯时期连清末也不如----日本不敢给清政府提的“二十一条”却能肆无忌惮的压袁世凯接受。而袁世凯称帝失败,中国竟然连一个中央政府也都维系不了,陷入了全面的军阀混战。国家破败如此,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华民族真的是到了存亡绝续的时刻,电影开篇所说:“政治衰败、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确实是当时中国的写照。所以当中国重新崛起再返世界中心的今天,当观众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商人甚至警察都在“捍卫主权”时,我们是不是深深的感到国家强盛对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更能体会到中共九十年的历史意义呢?

不过,从自由派群体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却也并不一无是处。比如可以随意组党,可以随意办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革命、保皇、无政府、打内战、贿选。不过这种自由是以国家解体为前提的。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曾有过多次这样的自由时期。如春秋和战国、五代十国----仅看看名称就让中国人会倒吸一口凉气(中华民国实是中华战国,中华军国)。总之,中国自由的时期都是民不聊生、战乱四起,国家统一、民众安居乐业则往往是大一统(国家和思想)的时期。这对自由派确是很纠结:至少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要自由就不能要稳定,自由的代价是国不国、家不家,也就是国破家亡。(李庄案二审辩护人斯韦江律师最近有一个发言,颇受启发:“就算你搞选举了,大家知道我们国家选票第一是数人头,人头不是你们精英,这个精英也只能是一票,我老家我爸文盲也是一票,数人头的话,我们国家农民多,农民不像我们城里,是花钱可以买的。村民选举已经搞坏了,坏到开始是我跟你是亲戚朋友,不收你钱财,这是第一届选举的时候。第二届是亲戚朋友也得花钱,你有优先权,到现在谁有钱我选谁。农民的票数是最多的,因此,在我们国家搞一个选举是很怕的,假如搞不好会导致动荡,到时候你们这批精英就会怀念现在和谐美好的社会。当然,这不是我反对票选,我只是提醒大家要想好后果”。)

其次让我们感谢《建党伟业》的是,这部电影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西方列强的面目。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来自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但1919年,巴黎和会,令一百年来第一次以战胜国面目出现的中国似乎有了命运改变的契机。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以公理和民族自决原则为核心的“十四点”,引发了中国举国上下的幻想。但是自从崛起后就掠夺这个世界的西方怎么可能因为一场战争就改变呢?相反,为了弥补战争的损失和寻求新的霸权平衡,巴黎和谈以更丑陋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关于中国的部分今人大都耳熟能详(把青岛转给日本),但还有一些细节却仍不被人所知。比如,当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拜会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时,提出要颁发给他总统勋章,竟被一口驳回。其对中国人的羞辱,简直是无以复加,也令中国的外交官无地自容。其实中国人一开始就误会了“民族自决”----这是战胜国肢解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冠冕堂皇的策略:只有这两个战败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才有权自决,至于西方列强在非洲、美洲和亚洲占领下的各殖民地国家是没有资格“自决”的。这一幕后来在二战胜利后再次上演。中国在东北的权益被列强们交给了苏联,英国拒绝交回香港。至于其它亚、非、拉各民族,则再度陷入西方的殖民:荷兰回到印尼,英国回到缅甸、马来西亚、法国回到越南……就是到今天,西方也仍然没有改变,一切仍然以自己以利益为标准,而不是什么公理。以今天的中东革命为例,同样是镇压,对巴林就视而不见,对利比亚就武力介入,对叙利亚和也门则不痛不痒的吐吐口水,对于突尼斯政府甚至一直表达支持,直到本阿里被推翻。中国人对西方的霸道之反感和仇恨,从一件历史事件可见一斑:1949年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前夕,与英国军舰发生炮战。令谁也想不到的是,对岸的国民党军队竟然也加入了炮击英国军舰的行列!

当然中国人对西方的认清也是一个过程。比如尽管列强已经侵略中国半个多世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当时公认的启蒙导师陈独秀居然还在巴黎和会前称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第一个好人”----当然和会之后,醒悟的他怒斥威尔逊为专说大话骗人的“威大炮”,所以以史观之,到今天仍然有知识分子对西方抱有幻想,也是正常的。他们是仍然需要中国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醒悟的群体。

在电影中,曾有一主人公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号来自法国大革命。但大革命成功的第二年就立法禁止工人集会和罢工(1946年法国才立法承认工人的罢工权。1950年公共部门的罢工权才得到确认。这时距法国大革命已经一百六十年了),同时开始对吞并的布列塔尼进行文化灭绝政策(禁止讲布列塔尼语,将布列塔尼地区拆解)。一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885年,法国一位有名的政治家JuleFerry(他推动法国建立了免费、义务和世俗教育体系)在国会这样演讲:先生们,我们必须声音越来越高和越来越真实的宣称,必须公开的讲,高等种族对低等种族是有特权的。我再重复一下,高等种族对低等种族有权力,也有义务文明他们!现在这种赤祼祼的种族主义语言是不能再公开讲了,但更多的是包装在普世价值的行动中罢了。

应该说,孙中山先生是领悟比较早的先行者。本来他的中华民国完全以西方为师,但他却得不到西方的支持: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美国的他立即拜会西方各国寻求支持,却空手而归。到后来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也是无奈之举:英美支持吴佩孚,日本支持张作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支持开创共和时代的孙中山。另外一个较早醒悟的则是参与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当年他在日本护送下成功逃亡,本希望借助日本的支持完成中国的变革。后来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日本对付中国的一个棋子。西方的学生日本,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居然支持所有的中国政治势力:保皇党、革命党、袁世凯、立宪派,并巧妙的借各派的纷争达到自己的目的(袁世凯接受二十条的大部并不仅仅是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也是为了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所以今天的自由派群体,不管理念如何,但一定要吸取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教训: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西方的所谓支持都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做为交换筹码的(不妨看看假设利比亚反对派获胜后,西方将开出什么价码)。

第三个要感谢这部电影的是,它又重新带来对制度的思考。电影中一共有三人谈到了制度。一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他声称:中国如果早搞了君主立宪,现在已经国富民强了。显然他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不过放眼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五十多个君主制国家,大多稳定。就是中东,最不稳定的也是共和制国家。显然君主制能够这么长时间存续下去,自有其合理性。当年英国没有放弃国王是多么智慧的选择)。二是自由派人物代表胡适。他反问:共产主义适合俄国,但不一定适合中国。这可称国情论。三是保守派辜鸿铭。他的观点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是从自己的文化中产生出来,绝非是向别人学来的。这可称文化决定论。历史虽然过去一百多年了,他们三位的声音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回荡。制度决定论者仍然拥者众(比如只要民主了----当然是西方的多党和普选,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更主流的还是胡适的“国情论”以及辜鸿铭的“文化决定论”。

中国自1840年以来救亡图存压倒一切,急切中,中国也成了各种制度的试验场。以君主立宪为方向的戊戌变法、以西方为样本的中华民国以及以苏联模式。现在回过头来,失败最惨、代价最昂、祸国殃民最重的当推中华民国,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最低谷。苏联模式虽然使中国重获主权独立,但未能使中国走向富强。1978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吸取了一百多年历史教训和代价之后,调整方向走向改革开放。结果仅仅三十多年,中国就重新成为经济大国。不管现行制度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但事实却是这是几代中国人一百多年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模式。特别是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以俄国人为师”的主张,真是令人感到历史的莫测。要知道,在今日俄罗斯,以中国人为师的口号不绝于耳。想想也可理解,一个二十年前经济总量还是中国四倍的前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却成了中国的五分之一!

关于中国的国情,电影的另一主角毛泽东的观点颇为深刻。一是他在回答为何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因为他(袁世凯)有枪。一语点破五千年中国的游戏规则。一种规则无论好坏,其形成都是有特定环境和历史合理性因素的,是否应该或者可以改变先暂且不谈,但至少对它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毛泽东第二句话则是:中国的问题比哪一个国家都复杂。其实西方对此也早有认知,黑格尔就评论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所以今天的中国模式绝不可能搬自他国(如同独立后的美国并没有照搬当时最为先进的英国模式),更难以为他国模仿----所以有人认为衡量一个成熟模式的标准之一在于是否能为第三方所效仿,还是不谙中国国情之故。

以我对西方的了解,文化的作用更胜制度。比如英国女王根据制度,可以否决首相的任命。但根据文化和传统,她从未否决过。法国的宪法2007年修改之前,总统都是终身制的,但却从未现过这种现象。法国实现半总统制,总统有权任命总理。但当反对派占多数时,总统总会任命反对党人士担任总理。但采用类似制度的台湾,在陈水扁时代虽然也出现国民党掌控立法院,但却一直任命民进党的人组阁(上台初期短暂的唐飞内阁除外)。同样是民主制度,比利时选举出现争议,可以长达一年间无政府(目前仍然如此),但国家照常运转。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就由最高法院裁定,而在非洲,就是内战。所以,中国无论采取什么制度,要想有效和成功,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依归。凡是和中国文化和传统异质的制度,失败是必然的。所以这部片子遗憾的一点是没有提到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变化。他组建了中华革命党,要求只忠于他个人,党员还要分成不同的等级和权限。这是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说出“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乃完全依赖上帝的恩助”的先行者,在现实碰壁之后的反思之举。

所以从文化的角度讲。毛泽东是否去法国留学并不能改变什么。孙中山可是从西方生活的,蒋介石可是从日本留学的,怎么样?他们可否把中国带向统一和富强之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仅能从五省收到税,而能否收到税,是一个政府合法性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宋美龄是基督徒,从小就在美国留学,自认是长了一个中国面孔的美国人。但当罗斯福夫人问她如何处理国内的抗议活动时,宋美龄则用手指十分优雅的划了一个砍头的姿势,令罗斯福夫人目瞪口呆。说到底,历史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成就和责任也不可能仅由一人来承担。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而这种未来,正如美国两大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出版的《中国崛起:挑战和机遇》中所认为的:“中国正努力发展出一种新型政治,这存在着强烈的可能性。这种新型政治虽然号称是民主的,但它并不包含多元、竞争以及直选等。”

当然,九十年也只是历史一瞬,中共在历史上的功过定位也言之过早。但自1840年以来“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两大历史使命则是由中共来完成的则是毋庸置疑。而这两点足以令中共对得起历史和中华民族,再过十年中共成立一百年之际,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两岸关系取得突破,中共的历史地位又将攀上新高。当然九十年间,中共也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不少代价,但从全球而言,对内没有搞美国的黑奴制,没有搞种族歧视(美国长达两百年),对外没有搞殖民,也没有贩卖人口(西方搞了数百年)和种族灭绝(如对印地安人),更没有向像德国和日本两大民族搞法西斯主义和挑起世界大战----这都是反人类罪,就是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出现过影响邻国或者世界的经济危机----相反每一次都为摆脱危机做出了贡献(想想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和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如果说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则引发两次全球经济危机,对照之下,中共的弯路又怎企及西方一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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