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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1968! 40年前的先锋者们

已有 1037 次阅读2011-7-22 00:45 |个人分类:读书|系统分类:历史

  还有谁能讲述1968年的故事吗?没有哪一年能像1968年那样,叛逆精神激荡整个世界。各处的年轻人都要造反,各种社团层出不穷。这些运动既不是规划好的,也没有组织。这些运动反对权威,没有领导者,或者领导者否认自己是领导者。

  那时候的年轻人反对消费主义,喜欢左派思想;那时候的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喜欢美国电影,想去除文化上那个贵族统治的烙印。如今,我们却在漫天的娱乐中麻醉,丧失记忆。戏剧性场面的1968年,却无助于整理那个年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将讲述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1968,总有些东西经过跌宕的岁月沉淀下来,像冰块般寒冷,触摸上去,又像火一样灼热。                        

                                 

1968年5月30日,法国凯旋门前的大游行

  1968年,新年快乐

  在塞日·甘斯布逝世16年后,他在巴黎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还有酒精和烟的味道。有一尊无头的裸体雕塑,有无数收藏品——玩具猴子、警察徽章,有凌乱的照片,有一张比真人还大的碧姬·芭铎的海报。16年来,这个房间一直在封闭状态,只有女管家和偶尔前来的家族成员才允许进入。房子主人是夏洛特·甘斯布,在一位建筑师的帮助下,这套寓所将被改造成博物馆,夏洛特想向世人展现这位歌手的私人世界。

  现在的许多巴黎人还记得这位歌手,简·伯金和碧姬·芭铎的情人。夏洛特·甘斯布说,在巴黎每次乘坐出租汽车,都能听到司机讲述一个他父亲的故事。许多人还记得他去世那天的场景,1992年3月2日。但还有谁能讲述1968年的故事吗?那一年,甘斯布离开了碧姬·芭铎,和简·伯金在一起。那一年,他的歌曲《我爱你我不爱你》大出风头。人们可以从老唱片店和网络上找到这首歌,但很难凭借一首歌、一篇回忆文章甚至是一本传记就拼贴出1968年的场景。

  人们很容易保持对十几年前往事的记忆,但也会无奈地看到,某个特殊的纪念日会变得越来越遥远,似乎将要沉入历史的深处。再没有亲历者能重新讲述,再没有口口相传的民间叙述,它们变成某种模糊而脆弱的集体记忆,只有那些整数年份才提供回想的正当性。“二战”胜利已经过去60多年了,1957已经过去50年了,1968已经过去40年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亲历的80年代,也会有过去40年,过去50年的时候。

  但是,没有哪一年能像1968年那样,叛逆精神激荡整个世界。各处的年轻人都要造反,各种社团层出不穷。这些运动既不是规划好的,也没有组织。这些运动反对权威,没有领导者,或者领导者否认自己是领导者。美国联邦法院在1969年控告阿比·霍夫曼等8位社会活动家共同谋划芝加哥的骚乱,霍夫曼说,我们连吃一顿午饭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阿比·霍夫曼当年筹备的“青年国际党”早就风消云散,Yipie也成为一个陌生的名词,人们用“反叛”这个字眼来谈论60年代,革命则越来越罕见。后一个词则经常唤起正义和崇高的联想,人们避免使用这个词语,是这个世界越来越缺乏崇高。而使用“反叛”这个词则容易许多,它不那么负责任,既表达了你对现实的不满,也透露了你毫无建设性的无奈。

  那时候的年轻人反对消费主义,喜欢左派思想,简·伯金和甘斯布在南斯拉夫拍摄了一部电影之后,买了一辆劳斯莱斯,“我们用共产主义的钱买了一辆车”。如今,以伯金命名的爱马仕包却随处可见。那时候的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喜欢美国电影,想去除文化上那个贵族统治的烙印。如今,我们却在漫天的娱乐中麻醉,丧失记忆。“二战”后长大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前辈很不一样,1968年,他们忽然发现他们所干的事情都有相同的诉求。是电视网让法国学生看到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切(麦克卢汉在60年代提出“地球村”这个概念),如今,世界以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但所有年轻人的冲动都消弭于其中。

  1968年以一种非常规范的日子开始,那年的元旦是星期一,教皇宣布这一天是和平日,越南的南北方之间停火24小时,但其实这一天双方的军事对抗并没有停止。《纽约时报》说,越南的农历新年,将会有另一个和平日。

                                       

1968年 “5月风暴”中的学生们

  78岁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这年新年之夜发表电视讲话,祝贺1968新年来临,他在第二个7年任期的第三年,“所有的信号表明,我们将为国际争端的解决提供更有效的办法”。他说,法国将给越南和中东带来和平,“越南战争是一个大国企图消灭一个小国”。事实上,法国人在“二战”之后曾在越南作战,也曾在阿尔及利亚作战,1962年进入和平时期,到1967年这5年间,法国人的工资收入在接连上涨,小汽车和电视机的销量不断上升,进入大学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

  “在其他国家被混乱所惊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做秩序的典范。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没有敌人。”戴高乐在当年的电视讲话中这样说。《巴黎竞赛画报》问蓬皮杜总理,对戴高乐将军拿诺贝尔和平奖有何预期。总理回答说,你觉得和平奖对戴高乐将军真有那么大的意味吗?将军只考虑历史,没有任何评价能引导历史的裁决。

  这一年元旦,巴黎市在法国文化部长的号召下进行了一场大扫除,凯旋门等标志性建筑都焕然一新,高压水枪用来清洗巴黎圣母院700年来的灰尘,报纸上讨论这样搞卫生会不会破坏文物。《巴黎竞赛画报》提醒读者关注这个世界,美国将有一场选举大战,苏联的社会主义卫星国里正萌动自由的星火。

  在纽约,鲍勃·迪伦在新年第一周发布了他的一张新专辑,此前他因摩托车事故沉寂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已经有5万台电脑在美国运行,其中1.5万台是刚刚过去的1967年运行起来的。50年代有人预言,6台电脑就能满足美国的计算需求。到1968年底,世界上第一个鼠标诞生于加州斯坦福大学,它的木制外壳虽然粗糙,但它使计算机的操作更加简便。不过那一年开始时,美国许多城市都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中,对于许多城市的警察局来说,装备了机关枪的警车,大量的灭火器和催泪瓦斯才是更重要的。在过去几年的城市骚乱中,发生了多起死亡事件,黑人斗争似乎不再是非暴力的。

  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每年元旦,哈瓦那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1968年的游行活动被卡斯特罗进行了修改,为保护城市街道,他决定取消展示苏联坦克的环节,元旦游行的主题是纪念3个月前被杀害的切·格瓦拉。从1967年开始,《革命中的革命》一书在西方广泛传播,大学生开始把切当成偶像。1968年1月,众多西方学者参加在古巴召开的世界文化代表大会,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会后发表文章说,古巴自由、繁荣的文化活动,社会、教育方面的成就,以及让人喜爱的反物质主义的完美境界,不能不吸引着知识分子。萨特也极力赞扬:“古巴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那一年最先失去希望的恰恰是古巴的摊贩和私营酒吧,卡斯特罗揪出来一个反党集团,开始消除私营企业。

  1968年慢慢开始了,人们将记住更多的场景——大门乐队的莫里斯在演出中露出生殖器,谩骂警察。以赛亚·伯林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中,一边拿出手绢抵挡警察的催泪瓦斯,一边茫然地要和非理性论争。这些戏剧性的场面只能强化1968年的混乱,却无助于整理那个年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将讲述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1968,总有些东西经过跌宕的岁月沉淀下来,像冰块般寒冷,触摸上去,又像火一样灼

                                                       热。

凯瑟琳·德诺芙(左)与甘斯布(右)

 像甘斯布一样爱你

  “哎,塞巴斯蒂安,你还记得甘斯布去世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吗?”“当然记得。我那时在纽约,从商店橱窗的电视里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当时就呆那儿了。也不是特别难过,就是对时光有些伤感,生活的一部分彻底离我而去了。想起我的初恋女友,大冷天的,陪我在跳蚤市场淘甘斯布的唱片,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

  去世已经16年的塞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似乎和当今世界没什么联系了。几年前在唱片店找他的CD,法国店员说,“哇,你听这么老的东西?”但新人不管在国内怎么受欢迎,都难以让法国之外的人感兴趣,不完全是语言的原因。新的法国歌曲越来越多地受到英美的影响,早已失去了从前法国香颂特有的阴柔和幽婉。

  在一本2002年出版的甘斯布的传记《一把吉坦牌香烟》中,法国“空气”(Air)乐队的成员尼古拉·戈丹说:“每一个巴黎人都会记得,他们在听到甘斯布去世的消息时在做什么。太让人震惊了,我们的生活已经习惯了他的在场,他是文化的一部分。老是能在电视上看到他做疯狂的事,他是个诗人,也是个朋克。”在法国国际电台工作的文艺青年林祖强说:“法国人一直爱着甘斯布,还因为他身上的‘左岸’气质,他也是‘布波’族的典范,雅致和不拘一格的品质在他身上并存。”

  生于1928年,作为俄裔犹太移民儿子的甘斯布才华横溢。他的音乐创作生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爵士乐、摇滚乐的影响,当60年代耶耶(Yeye)风潮来袭的时候,他取其精粹,迅速转化成他的音乐风格,从而保证了自己在法国流行音乐风头浪尖的地位。就是到了80年代,他的音乐仍然体现着时代的潮流元素,比如当时流行的“雷吉”(Reggae)乐,被他发展出了“法雷吉”(Freggae)音乐。甘斯布一生都在寻找有别于他国,属于法国人自己的新音乐。他写歌的速度很快,一生创作丰富,歌词优美动人。他不仅是个创作型歌手,还是演员、小说家、摄影师、编剧、电影导演、知识分子和勾引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的高手,而歌手和“情圣”是他这一生演得最好的两个角色。

 

我爱你,也不爱你

                            

甘斯布与碧姬·芭铎模仿《邦妮和克莱德》的装束

  甘斯布一生钟爱三样东西:吉坦(Gitanes)牌香烟、酒和女人,他说这三样东西在他生命中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缺了谁都不行。在甘斯布创作最活跃的时期,法国也出现了很多令人难忘的女歌星,好像唱他写的歌,不会唱歌的人也可以打动许多人。与他合作过的女艺人包括朱莉叶特·格丽科(Juliette Greco)、弗朗索瓦兹·哈黛(Franoise Hardy)、芭芭拉(Barbara),他在1965年一手捧红16岁的法兰丝·高尔(France Gall),还有演而优则唱的凯瑟琳·德纳芙、安娜·卡瑞娜和80年代初的伊莎贝拉·阿佳妮。让他真正动心的女人屈指可数,很多时候,甘斯布给人放浪形骸的印象,但他是那种一旦动了心,就用情很深的人。甘斯布一生最风风火火、轰轰烈烈的两段爱情就发生在红五月革命前后。

  1967年,甘斯布和33岁的碧姬·芭铎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相遇。碧姬·芭铎,人们一般亲切地称呼她BB(音“贝贝”),是五六十年代当红的性感偶像。她一头金发、粗眼线、厚嘴唇、前挺后撅的模样,迎合了性解放思潮下人们对性感的想象。而且她在镜头前表演洒脱,不装腔作势,成了男人们的大众情人,而女孩则热衷模仿她的衣着打扮和走路摇曳生姿的样子。甘斯布觉得芭铎就是他人生的全部梦想。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相见,但正好甘斯布的第二次婚姻摇摇欲坠,芭铎的第二次婚姻不太顺心,他们顺其自然地发展起地下情。

  因为都是公众人物,他们借朋友的公寓幽会,有时也被小报记者拍下芭铎开着敞篷车带甘斯布游车河的情景。芭铎要求甘斯布为她写他所能想象的最美丽的爱情歌曲。1968年他们合作发行了两张专辑《昵称BB》和《邦妮和克莱德》。《邦妮和克莱德》的唱片封套像同名电影剧照一样,甘斯布神情冷峻,金发的BB戴着贝雷帽。甘斯布在唱片页中写道:“这里,碧姬和我唱的所有歌曲都是关于爱的——抗争的爱,激情的爱,身体的爱,虚幻的爱。超道德或不道德都无所谓,但都是最真诚的爱。”这张专辑大获成功,但却缺少了一首本应该出现在这张唱片中、甘斯布专门为碧姬·芭铎而写、日后成为他的经典之作的一首歌曲。

  《我爱你,也不爱你》——Je T'aime,moi non plus,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名字,在语法上是讲不通的。前面是个肯定句,而后面表示“也不”的比较副词“moi non plus”是应该跟否定句的。当年专门问过法文老师,她说那是甘斯布玩文字游戏,把完全属于两个句子的句式硬组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男人面对想要的人得不到,对现实自暴自弃的一种心情。这种不合语法规范的表达,还有着甘斯布一贯的对规范的反叛精神。

  BB要求甘斯布给她写最美丽的爱情歌曲,甘斯布却写了一首黄色歌曲《我爱你,也不爱你》。1968年即将到来的一个冬夜,他们进棚录歌。当时的录音师后来形容说,录音室里小得就像一个电话亭,冒着腾腾雾气,他们挤着坐在里面,边唱边挑逗对方。两小时以后,出来的录音里充满了呻吟和叹息,而歌词就是直白地描写性爱。第二天,小报记者跑去问BB的丈夫百万富翁甘瑟·萨奇做何感想,在丈夫和经纪人的双重压力下,芭铎请求甘斯布放弃发行这首歌,甘斯布顺从了。他爱得难以自拔,BB左右摇摆了一阵儿后,最后还是回到了丈夫身边。

  作为巴黎人,痛苦不堪的甘斯布有两个选择:要么跳塞纳河;要么就和所有他能接触到的美女出双入对,这样比较容易让人忘记痛苦,很快甘斯布就臭名远扬了。“他问每个女人,是否愿意和他合唱这首歌。”著名的摇滚“骨肉皮”玛丽安娜·费思芙(Marianne Faithfull)说,她当时正和米克·贾格尔打得火热,怕影响形象,就拒绝了。他又去找阿兰·德隆的老婆米海伊·达尔克,也被拒之门外。又去问女艺人瓦莱莉·拉格朗日,找让娜·莫罗??但没有人愿意和他合唱。“现在想来挺可惜的,真希望我唱了那首歌。”费思芙在60多岁时说。1986年,成为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碧姬·芭铎,以给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筹钱的名义,允许发行了“洁版”的《我爱你,也不爱你》,但早已是时过境迁。

革命时期的爱情

1968年,法国电影《标语》选角。这是导演皮埃尔·格林布拉(Pierre Grimblat)的自传体影片,讲一个商业片导演在电影节上爱上一个女孩,为了她抛弃已经怀孕的伴侣,但最后又被这个女孩抛弃。简·伯金穿过隧道,来巴黎试镜,她的伦敦范儿——顺直的棕色长发,穿着一条比腰带宽不了多少的超短裙,一下把导演迷住了。她得到了女主角,而与她演对手戏的正是塞日·甘斯布。当时,甘斯布心目中的女主角另有人选,优雅的女伯爵的女儿玛丽莎·毕列森(Marisa Berenson),他对导演决定让寂寂无闻的简·伯金来给他配戏很不满意。他的势利给简·伯金留下深刻印象,两人一开始的接触并不顺畅。

  简·伯金生于1946年,父亲是英国贵族军官,查理二世的后裔,母亲朱蒂·坎贝尔是英国戏剧界名流,家里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有点亲戚关系,她从小上私立学校。1966年,她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中演了个小配角,一个有些“十三点”的女孩,带给英国银幕上第一个正面全裸的女孩形象。17岁时,她嫁给了“007系列”电影的作曲约翰·巴里,21岁生了女儿凯特,同年离婚。

  1968年街上老闹游行,戏没法拍了,导演的保时捷在圣日耳曼大街上也被人给烧了,剧组就放了大假。简·伯金临回伦敦前,买了本甘斯布的歌词书带回去看。等她再次回到巴黎,对甘斯布就多了些感性认识。当时剧组喜欢她的人挺多,只有唯我独尊的甘斯布仍旧很冷淡,于是简让导演安排了一次三人晚餐,晚饭后他们去夜总会,她鼓起勇气请甘斯布跳舞(当时甘斯布正在等待一支慢曲,好请她跳)。甘斯布对她的好感渐渐多起来,那晚带着她串了很多家酒吧。凌晨时分,他带简来到父亲曾经工作的俄国酒吧“阿瑟夫人”,这里的每个人都以他为荣,待他跟亲兄弟似的。到他们离开的时候,小提琴手拉着西贝柳斯一直把他们送到出租车上。甘斯布带简去了巴黎的希尔顿,在她洗澡的功夫,甘斯布醉醺醺地就睡着了,简出去买了一张那天晚上他们老听到一首乐曲的唱片夹在甘斯布的脚趾头间,然后离开了酒店。再见面,俩人就难舍难分了。电影拍完后,甘斯布问简·伯金是否愿意演唱那首《我爱你,也不爱你》。他们像上次那样录了音,甘斯布后来说:“如果说和芭铎的版本充满难以控制的情欲,和伯金的更多是技术性的,但讲技术肯定比难以控制做得好。”尽管是个来自英国上层社会的姑娘,但是对隧道这边放荡不羁的生活,简·伯金似乎早有准备,出奇地坦荡。

  之前这样的黄色小调根本上不了台面,但甘斯布挑战了所有人的接受底线。梵蒂冈报纸认为这是“淫秽”歌曲,于是在意大利被禁,但甘斯布觉得这是对这首歌最好的宣传,他津津乐道于这张唱片如何包裹在卡拉斯的唱片封皮下,从南美走私到意大利。被禁的消息不断传来,从西班牙到瑞典,在美国则是限制播放。另一方面,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巴黎街头的一条标语是“我越干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干革命”),喜欢它的人更多。但甘斯布并不打算占革命的便宜,他否定了他是为当时的社会写这首歌。他说:“如果让我为‘性解放’写一首赞美歌,我会写一首‘反性’歌曲,为那些离别的,或由于生理缺陷不能完成身体之爱的人。”

甘斯布和简·伯金在一起大约好了10年,后来一直是好朋友。简·伯金回忆他们刚好那阵儿,有一次去圣多佩参加一个朋友的电影《游泳池》的演出,一天在餐厅吃饭时候,她突然发现甘斯布变得很不自然,脸白得跟纸一样。她一回头,看见是碧姬·芭铎走了进来。在简·伯金进入他的世界后,甘斯布就不怎么给其他女艺人写歌了,也不怎么给自己写歌,倒是给简·伯金写了很多歌,给她主演的电影写配乐,陪着她去尼泊尔等地拍片。1970年,甘斯布决定和简合作一张概念专辑《梅乐蒂·尼尔森的故事》。里面的7首歌情节连贯,讲述了一个唯美的关于引诱和死亡的洛丽塔情结的故事。比纳博耶夫彻底的是,这位俄裔犹太人通过假想的死亡,把小女孩纯真的美丽永远冻结在时光中。简一头红色短发,赤裸上身,手抱毛绒猴子,以一个小女孩形象出现在蔚蓝色背景的唱片封面上。1971年,甘斯布的生命中发生了两件大事:《梅乐蒂·尼尔森的故事》成了法国流行音乐的里程碑,他和简的女儿夏洛特出生了。

  1976年,甘斯布把《我爱你,不再爱你》拍成了电影,他自编自导,简·伯金任女主角。片中有很多全裸和性爱的场面,简·伯金拥有一副男童般的身材,喜欢她的那个男人有同性恋倾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或者本来就什么都不想要。最后,她被情人的前男友用塑料袋罩头从浴缸里拖出来,一顿虐待。她的情人在一旁看着反应冷漠,伯金反手打了他一巴掌,她的情人就跟着男朋友走了,留下简面对镜头喃喃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

  在和女艺人的合作中,甘斯布总心甘情愿地站在后面。“他想把我变成一个明星,这是他向他喜欢的女人示爱的方式。”简·伯金说。在《我爱你,也不爱你》歌曲发行之后的30年,简·伯金将一直会被问到“你为什么会同意录那么脏的歌?”她回答以“如果你做一件事,可以到死都让人记得你,那干吗不做呢”。

  甘斯布被形容为一个朋克,是他身上有强烈的反叛性和极端性。80年代,在一张雷吉风格的专辑中,他改编的《马赛曲》激怒了法国民族主义分子,有人撰文说甘斯布是会移动的污染源:“让我们注意他的名字(指原名),这不是一个法国姓,这样的人怎么能侮辱我们的国歌呢?”简·伯金说:“那种说法深深地伤到了甘斯布的心,他哭了。”甘斯布对法国的贡献远比一般法国人大,如果说俄罗斯血统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印记的话,应该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深沉和悲怆,在感情方面,他远没有德帕迪约之流活得自在。简爱上他是在他们第一天跳舞的晚上,她发现,在甘斯布唯我独尊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害羞的男孩的心。

超模崔姬的黄金岁月

  used to be a thing, but I’m a person now. ——Twiggy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模特,崔姬的职业生涯从1966年开始,到1970年结束,这是她16岁到20岁的短短4年。此后,她变成了时尚偶像。

  时光倒退回42年前。

  伦敦,一个17岁英国女孩在姐姐工作的理发店帮忙。

  有一天她舍弃了一头长发,让发型师剪成一头短发并染了颜色,然后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坐公交车去一个年轻摄影师的工作室,为理发店拍摄橱窗展示照片。给这个女孩子剪发的人叫做 Vidal Sassoon,这个发型花了他八个小时才完成。给这个女孩子拍照的人叫做 Barry Lategan,他觉得镜头前的女孩子很有趣:非常瘦,没有女人的玲珑曲线,像个小男孩;顶着一个男孩一样的发型;大眼睛上又戴了三层假睫毛;对着镜头有种受惊的表情 …… Barry拍的照片被《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发现,并评论为“一张能代表1966年的脸”。

  很快,这个17岁的女孩子成为当年度这个星球上最具知名度的模特,频频出现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但是她不走秀,因为她身高只有1.67 米,体重只有82斤。这个女孩子在自己17岁的时候的开始给 Vogue 拍封面、出唱片、推出自己的服装品牌……

 现在没有哪个模特,或者说那个女人能像 Twiggy当年那样在时尚界举足轻重,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Twiggy 在20岁时就正式结束了自己的模特工作,短短四年的职业模特生涯使她成为上个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模特,她的出现如同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美的定义、对眼部的化妆方式。Twiggy 那种没有曲线的、雌雄同体的形象风靡了那个时代的欧洲与美国,并且影响至今,Kate Moss 刚出道时就被称作Twiggy 的翻版。作为时尚界的第一个真正的超级模特,Twiggy 是第一个按小时收取高额费用的模特,她的出现为后来的 Linda Evangelista、Kate Moss 的超级模特铺平了道路。

  “Twiggy”是一个绰号,因为她矮小的身材、未发育的胸部、细骨伶仃的长腿,看起来好像一个用小树枝拼出来的小假人。Twiggy 本名是Lesley Hornby,1969年9月19日出生在伦敦北郊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木匠。

15岁时,Twiggy 在姐姐工作的理发店认识 Nigel Davies,并开始与他 约会,Nigel 年长她十岁,是他发现了她,把她变成一个模特,他是她的男朋友、经纪人,他们在一起十年,直到 Twiggy 停止模特生涯。Nigel Davies实在是个有趣的男人,他喜欢被人称为 Justin De Villeneuve,一个很自大的法国化的名字,在成为 Twiggy 的经纪人之前,他是一个前模特、前古董交易商、前发型师。Justin 认为Twiggy 天生就是做模特的料,于是安排她给摄影师Barry Lategan 做模特。

  Twiggy 穿着色彩鲜艳的超级迷你裙、露出笔直的大腿、看起来有点笨拙但是有种少年人特有的纯真无邪 —— 她甚至纯洁到了没有胸部曲线、没有腰线、没有臀线, 完全没有一点曲线的地步。在此之前,没有人觉得这样的女性是美丽的,Twiggy 带来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审美观,她被英伦媒体塑造成一个反叛的形象,成为所有想摆脱一成不变的家庭主妇生活的女人们的偶像:自由、独立;那种没有曲线的形象成为新一代职业女性的象征。

  Justin 非常懂得如何经营Twiggy 这个品牌,他组建了Twiggy 实业公司,推出Twiggy 牌的衣服、彩色袜子、假睫毛、化妆品、玩具娃娃、日历、海报招贴、午餐盒…… 17岁的Twiggy还推出了她的第一支流行单曲: Beautiful Dreams 。在英国大获成功之后,Justin 带Twiggy 去巴黎,让她成为 ELLE、Vogue 的封面女郎,将Twiggy的成功从英伦小岛扩大到整个欧洲。1967年,Justin 带18岁的Twiggy 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 Twiggy 甚至比在欧洲更加走红,几乎每个摄影师、每个杂志都想给她拍照,她的照片随处可见。她甚至在纽约推出自己的杂志 Twiggy:Her Mod Teen World。这个18岁的英国女孩成为大西洋两岸一致认同的时尚偶像。

  这个时候,Twiggy 作为平面模特一个小时收费240美金,而同期的红模不过每小时 40美金而已。这是时尚界第一次出现如此悬殊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从而拉开了超级模特与普通模特之间的差距。

  Twiggy能在美国成功地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媒体上没有过这样的形象。上个世纪50年代,媒体上出现的是那种世故的、优雅的形象,玛丽莲梦露那样起伏的曲线才是时尚。从玛丽莲梦露到Twiggy,她们的形象简直是对立的,Twiggy的形象是全新的,她的出现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审美标准。Twiggy至今仍然影响着时尚界,今天的Twiggy是 Kate Moss,她们的身材极为相似:Twiggy的三围是 31-22-32,Kate Moss的三围则是 33-22-35 。

  当时曾有记者采访她,当问及是否觉得她这种身材会成为未来的时尚? Twiggy 吃惊得问记者:“难道真的认为我有你所提及的所谓体态吗?”像所有青春期的女孩子一样,Twiggy 也不喜欢自己的身材,甚至觉得是丑的,她甚至有些痛恨拍照:“总是要在胸衣里塞满纸巾才能撑出一点曲线。”

  Twiggy的妈妈曾经很担心女儿的削瘦,带着她看过很多医生,医生们的结论都是:就像很多青春期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只是新陈代谢比较快而已,她的体型天生如此,并非病态,爱莫能助。Twiggy 并不节食,她也不抽烟不喝酒,像所有的青春期女孩子一样,她喜欢冰淇凌,喜欢香蕉,喜欢做梦。 Time 的记者看到过Twiggy的食量以后很惊讶:“她简直能吞一匹马!”

  从Twiggy开始,美的标准更为宽泛,瘦也成为美的一种。Twiggy 以一种没有性别的中性姿态出现,她那种小男孩一样没有起伏的身材成为一种对传统的反叛。Twiggy的削瘦影响了以后的模特评选标准,使得瘦成为模特的标准。而Twiggy 是一个瘦得健康的女孩子 —— 41公斤对一个只有1.67 米的青春期少女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而现在对一个身高1.83米模特的体重要求是少于54公斤!从 Twiggy到Kate Moss,美的标准变了,自然状态的身体不受欢迎,Kate Moss们的削瘦则是非自然状态的,女人们开始不喜欢自己的身材。

  19岁的时候,Twiggy 决定休息,留在美国,终止模特生涯,她准备去做一个演员,为此她在纽约系学习了一些表演、歌唱与舞蹈课程。 这个决定导致了她与 Justin 的决裂。1972年,作为演员的 Twiggy赢得两项金球奖:最佳女演员奖与最佳新人奖。但是此后,Twiggy 就没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了。

  在演了一连串的被遗忘的电影角色之后,Twiggy这个曾经的时尚女神也开始结婚生子。1977年,Twiggy与美国演员 Michael Witney 结婚,1978年,Twiggy 做了妈妈,有了一个女儿。1983年,Michael Witney 因心脏病突发去世,Twiggy回到舞台上,成为舞台剧演员。

  1988年,Twiggy 与英国演员 Leigh Lawson 结婚,并搬回伦敦居住。1991年开始,Twiggy 成为清谈类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并开始出书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2003年,Twiggy 推出全新的唱片“Midnight Blue”。

  Twiggy是改变女性审美标准、模特身材标准的关键人物
  Twiggy的走红使得整个模特行业的薪水增加。
  Twiggy是时尚界的经典传奇。

  1968:库布里克的太空漫游

  他说幻想的那一年还没有到来,1999年3月6日,库布里克在伦敦家中给远在美国的妮可·基德曼电话留言,准备商量即将上映的《大开眼界》的性爱场面的剪辑处理。晚上,他和老友一起看了一场橄榄球赛。第二天早上,因心脏病突发,库布里克在睡梦中告别了人世。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回顾他,热烈地谈论着他即将上映的遗作,音像店里再度摆满了这位大师的所有作品,《斯巴达克斯》、《洛丽塔》、《奇爱博士》、《发条橙》、《巴里·林登》、《闪灵》、《全金属外壳》。他一生都在尝试远离的好莱坞体制。库布里克的离去让奥斯卡没有机会为其颁终生成就奖,而对普通的影迷来说,大师的辞世则为他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耗时4年,华纳公司的主管忍无可忍,打电报问库布里克“这‘2001’到底是片名还是这部影片的发行日期?”影片于1968年4月上映,招来一片非议。影评界的“慈禧太后”宝琳·凯尔称它为“里程碑式的缺乏想象力的影片”;阿西莫夫愤然抗议该片违背了他的第一定律,即机器人不会对人带来伤害;当红小生洛克·哈德逊从首映礼上愤然退场:“谁能告诉我这片子究竟讲什么玩意?”面对电影内行的不解和不屑,一位17岁的中学生脱口而出:“这是让你体验的,不是让你理解的。”库布里克终于在最不“懂事”的人群中找到了知音。

  《2001太空漫游》像是一座金字塔,宏伟、神秘,甚至乏味、不知所云,它违反了几乎所有电影学院奉为神圣的原理,传统的剧情、人物、台词等要素在这里变得无足轻重,而特效、画面和音乐占了主导地位。著名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说得好:“你若看一遍就明白了整部影片,那只能证明我们失败了。”

  影片以三四百万年前非洲荒原上一群猩猩开场,情节围绕着一块神秘的黑石,它出现在远古的非洲,教会人类怎样拿骨头当工具;出现在2000年的月球,引导人类前往木星探险;最终,它也出现在木星周围。库布里克用大量视觉和听觉形象,暗示着人类的演变,如第一乐章(跟古典交响乐一样,全片共分四个乐章)转到第二乐章,大猩猩将当作工具和武器的骨头抛向天空,骨头在天空翻转,慢镜头叠化成行驶中的宇航船。这个影史上最令人瞠目结舌、时间跨度最大的衔接极具象征意义。

  影片中还有大量交配和生殖的暗喻,从开始时宇航船的停泊,到最终太空婴儿的诞生……影片的人物不多,且缺乏鲜明特征,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库布里克设置了一个没有形体、只有固定拍摄“眼”的机器人哈尔,这个完全用声音来塑造的角色不仅是本片中最“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许多专家更认为它是所有库布里克作品人物中最出彩的。哈尔代表着人类创造机器后可能造成的恶果,即机器成为人的竞争对手。这一主题在斯匹尔伯格的《人工智能》中有更深入的探讨,但本片中这种敌对更有原始冲击力。影片从宗教角度也自成体系,由人类的起源、堕落和赎罪等部分组成,而外星人(通过黑石)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库布里克戏称道,米高梅公司稀里糊涂投资了一部宗教片;而影片放映过程中出过一件奇特的事:一个年轻人不由自主冲向银幕,一头撞到银幕上的黑石画面,嘴里大喊着:“这就是上帝!”有人认为,影片表现了一种人类无法超越自己的悲观论调,人类必须依靠更高级的天外之物,才能取得进步和进化。克拉克则反驳道:很多人不喜欢这部作品,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可憎的一面,但那些都基于现实。

  就如库布里克所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昂贵的一部宗教电影。"

  在烽烟滚滚的红色68年,当法国街头响起"想象力夺权"的口号时,当天安门上红卫兵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时,库布里克,用另一个向度的想象力,将历史拉伸至一个近乎无限的长度。而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返观当年,唯一的感觉是,那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惊奇年代,不同的是,现实的想象带给人类的是荒谬的苦痛,而艺术的想象却将惊奇保留至今,那种宗教感在岁月中依旧透明不着痕迹。

  《2001太空漫游》将科幻电影带离类型片的范畴,从而上升到一个充满哲学与宗教终极思考的高度。片名"2001:Space Odessey"引用希腊神话典故,寓意人在进化、发展的历史中,在茫茫的宇宙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不得,最后终结于漂泊和毁灭。如同奥德赛般的史诗气魄,却难掩背后超越古典情怀的理性主义与终极关怀,或者说,这是一部"冷酷"的现代史诗。  脱胎于著名科幻作家克拉克1948年的短篇小说《哨兵》,作为库布里克"未来三部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本片最初公映时,很多人觉得其深奥冗长而且沉闷,虽然它登上了"1968年卖座总排行榜亚军"之位,但是,却仅获得奥斯卡最佳特效奖,而且备受评论界抨击。

  我只想知道,耶稣布道走过多少路,经历多少苦,才让上帝的光辉遍布耶路撒冷。愿信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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