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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财经:建构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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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 20:39: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自:和讯网

  中方对此的回应,最早则是在6月7日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结束海外访问、离开美国前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现在航母在建,还没建成,等建完再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解放军最高层级将领首度对外承认中国正在制造航母。联系到今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南海紧张局势,各种对于中国航母的议论再度沸腾。连股市都来凑热闹,比如中国重工广船国际中船股份等所谓“航母概念股”,在近期疲软的A股市场中表现强劲,被股评家们称为“难得的亮点”。

  中国航母牵动世界神经

  有关航母的动向历来都牵动着国与国的神经,俄罗斯购买法国航母的消息披露后,格鲁吉亚及波罗的海国家立即表示不满和对俄罗斯军力不断膨胀的担忧。平静时期的航母出访,通常被认为是“炫耀肌肉”之举;敏感时期的航母动向,更是一种刺激。去年11月前后,有关美国第7舰队航空母舰“华盛顿号”参加韩美黄海军演的消息,引起中国舆论的哗然。虽然从《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角度看,美国此举无可厚非——黄海12海里以外都是公海了,在公海演习,只要提前宣布,其他国家也无奈,但是,中国人民的愤怒,其实是对美国人意图的一种愤怒。

  此番对于中国航母的消息,美国人也不轻松。虽然嘴上说不怕——一位美军退役军官说“我愿意看到中国的航母未来成为美军的靶子”,还有人说中国的航母是一堆废铁,其实都是大话。若真如此,美国人会偷着乐,根本犯不上说这些废话。

  必须承认,美军拥有比我们更强大的航母战斗力,美国的航母均为核动力航母,排水量最小的也有8、9万吨,最大的在12万吨左右。但是中国航母既然存在了,就不会轻易成为你的靶子。反过来,如果你真把中国航母做靶子,你就必须做好你的航母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反航母武器靶标的心理准备。这就是对等原则。现在面对中国敢说大话的只有美国,但他们也只是虚声壮胆而已。其实美国航母只敢在黄海演习,却决不敢在那儿作战。黄海海域呈口袋形,全部宽度不到1000公里,在这么狭窄的地幅内,周边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甚至日本,都有在这个海域击沉航母的能力。黄海早已过了大海战的岁月。在巨舰大炮时期,这里是很好的作战海域,但是在日俄大海战之后,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再爆发大的海战了。到了导弹时期,敌对双方更是用不着开着舰炮去追逐打击对手,用导弹就可以击沉海上的任何目标,那么大个航母更是活靶子。航母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利器和军力象征,其象征意义甚至高过实际功效。真正到了战场上,哪个国家能承受航母被击沉的耻辱?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的温伯格就断言,航母是未来战争中“浮动在海上的活棺材”。所以说,美军高级将领不断对中国的反航母导弹(及航母)放狠话,其实只是想威慑别人和给自己壮胆。

  保障国家利益需要航母

  虽然航母的军事意义日趋下降,其过时的趋势不可逆转(后面我会详细谈到这一点),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航母还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在我看来,中国的航母发展是赶上了“末班车”。航母的寿命比较长,通常在50年左右。世界各国在评论一个国家的实力时,航母仍是重要的指标之一。因为航母是和平时期的利器,可以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特别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不具备拥有航母的能力时,拥有航母,就使这些国家实际上拥有了一种战略威慑力。比如南海诸国多年来与中国在海上权益争执不休,情势复杂,利益犬牙交错。解决南海争端需要综合手段,也离不开军事力量作为支持。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建造航母,需要以国家巨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而有了经济能力的发展,就会有对军事能力增长的需求;军事能力增强,国家能力也会增长,从而形成推挽式前进。

  此外,航母已经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比如在海地的维和行动、东南亚海啸赈灾救援等。将来在出现危机的地区撤侨、撤出本国公民、打击海盗、海上护航??只要有海上需求,活动半径大、作战能力强的航母就会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没有航母。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延伸,海外利益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我国的海上护航能力和大洋深海作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保障海上资源获得的安全性,这就产生了新的国家安全概念。另外,作为一个处在上升通道中的大国,也需要以此昭示国家形象。从这些意义上讲,中国需要航母。航母与深海战略密切相关,它的出现会提高我军远洋传送和部署能力,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但相比较美国而言,中国没有海外基地,要走向远洋,以今天的资源配置还远远不够。从这一点看,我们除了航母,还格外需要发展海上补给舰。

  在拥有航母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海上运输链条,运送中国发展所必须的能源、矿产、粮食等。对此,美国人指责中国搭顺风车,免费搭了20多年。他们认为,美国为全世界提供了海上公共安全产品,中国人过去没有参加任何海上护航行动,却享受了海上航行的安全。当美国人提出“你们不能再免费搭车”时,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自己“付费”了。“付费”不是把钱交给谁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安全。

  美国有智库建议,在适航期间,就应该把中国航母击沉。美国是一个颇有远虑的国家,他们对任何可能的突发事件,甚至对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预有准备。比如对铁杆盟国英国,美国早已制定好“如果有一天美国在北海与英国人争夺石油,该怎么打”的作战计划,所以美国对中国有任何计划不足为奇,问题只在于他敢不敢这么做。

  对于今天的中国,关键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以什么样的成本、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发展的问题。按照胡锦涛主席的说法,中国选择的是和谐世界、和平发展。我们不准备让别国成为我们发展的代价和成本,更不希望自己成为别国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大国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完成崛起,至5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强国,这个过程用了将近70年时间。中国虽然快马加鞭在追赶,但距离美国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忌浮夸,忌炫耀,忌急功近利,而应保持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不是“认慫”和无为,而是不夸耀、不斗狠,埋头苦建软实力、巧实力。比如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就充分表现出“巧实力”博弈的技巧。它只跟越南搞了一次联合演习,示范效应就出来了,把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全都搅合在一起,达成一种潜在共识,来共同对付中国,给中国制造麻烦。我们建造航空母舰,与“韬光养晦”是否矛盾呢?一点儿也不,甚至刚好相反。它正好是“韬光养晦”的一种补充。这就好比一个人体量很大,却没有足够强壮的骨骼,是不能支撑自己的。中国现在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如果骨骼不够强大,就不能支持其行动。航母的出现,就是在增强中国的骨骼。

  航母与深海战略密切相关,它的出现会提高我军远洋传送和部署能力,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但从航母下水到形成真正的战斗力,这个过程最快的是美国,大约需要两三年。中国预计需要3?7年才可以真正形成战斗力。同时,相比较美国而言,中国没有海外基地,从现在我们的军事资源配置情况来看,不足以支持我们走向远洋。所以,我们现在格外需要发展海上补给舰。

  可以想见,中国的航母出现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会再次甚嚣尘上。以往面对这种论调,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不断地做解释:我们不威胁他人,我们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效果甚微。因为很多国家不会听你解释,他有他的认识。你想把一个人的观念从他脑子里抠出去,换上你要给他的观念,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当“中国威胁论”的概念已经形成的时候,通过主动宣传去消解它,未必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不如采取另一种方式,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脱敏”:当一个生物体对某个东西过敏的时候,医生的药方就是让你脱敏。怎么脱?迎难而上,反复用过敏源去刺激你,慢慢你就会习惯了。对于“中国威胁论”患者,我们也可以用此方治疗。你认为我威胁你,那我继续加大力度,你慢慢习惯了,就会觉得不过如此,反而不觉得“威胁”了。这个习惯的过程就是脱敏的过程。当然,在如何做法上要动脑子,讲智慧,而不是蛮干。美国这些年不也一直用他的方式吓唬中国?吓唬到今天,中国人不是已经习惯了吗?

  重要的不是控制物流,而是资本流

  事实上,在二战后,航母作为战略武器的作用在一度登峰造极之后,开始日渐下降。它的战略价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巅峰的。1940年 11月,英国皇家海军从地中海上的航空母舰派出少量飞机攻击在塔兰托港内的意大利舰队。这是军事史上首次航空母舰用舰载机对水面目标及港口的攻击,也标志着大炮巨舰主义的终结,航母的开始。但是塔兰托战役规模较小,“珍珠港事件”才是真正大规模使用航母舰队发动军事攻击的经典战役。“珍珠港事件”半年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中途岛海战”,则是航母对决的经典大洋战役,当时美国人用3艘航母击沉了日本人的4艘航母。这些经典战役使航母成为立体控制海洋的利器,战列舰之类的平面海上作战平台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航母的威慑功能胜过了它的作战功能。美国航母最为“露脸”的一次行动,发生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1961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面世。1962年美国侦察机拍摄到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照片后,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下令出动8个航母编队,拦截所有进入古巴海域的苏联船只,该事件以苏联被迫全部撤出所部署的导弹而告终。

  二战后,航母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中。在全球处于海上贸易和海上物流的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世界。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连印度都希望能借助航母,把印度洋变成自己的内湖,所以它一直在做超出自己能力的努力,勉为其难地发展航母。只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建造出来罢了。拿资源的流动来说,火车不能越洋,飞机运力不够,轮船是最好的运输平台,航母则可以控制海上的运输通道。这时候作为“海上巨无霸”的航母当然最有力量,也最有价值。因为它可以控制全球的物流——全球的经济活动。

  但当世界进入到美国“一超独大”局面,并建立起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后,航母的经济控制作用就开始大为减弱。这时候,对美国来说,控制海洋、控制物流就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战略需求了,因为对于资源的控制和财富的转移,统统可以通过美元交换的方式实现。一切资源和产品,一切财富都以美元计价,谁使用美元的数量最多、次数最多,谁更有花销美元的能力,谁实际上就有了控制全球的财富和转移财富的能力,这时候对实物的控制就开始让位于对资本的控制。因为你控制多少资源和生产多少产品,最终都要变现为美元才能进行交易,所以,这时候美元为王,拥有美元,特别是拥有发行美元权力的国家才是资源和产品的最后拥有者。而这时通过海上物流运送的实物资源和产品,只是财富交换和转移的一个流程而已,除了运输方和海盗,谁也不可能在从物流中直接获利。除非有国家和你死磕,非要把你的航道堵住不让你过去,这种情况下,谁拥有航母当然能派上用场。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除了海盗对海上安全有所威胁外,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仅有的一场稍微像样点儿的海战就是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

  一个国家的军事行为,归根结底是为它的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服务的。从这一层意义上讲,航母的作用正在打折。特别是当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渐表现在金融利益上时,更是如此。因为美国已经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控制全球的资源、资本的流向流速,改变投资环境。这个方式,就是美元。此时航母更重大的作用,不再是为实物资产,而是在为美元实现财富转移而保驾护航。

  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没有雅量,越来越没有胸怀,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设限。如果找不到限制手段、限制理由时,就站在舆论、道义制高点上横加指责,甚至不惜双重标准。就拿上面提到的美国指责中国在全球化中“搭便车”这一说法,乍一听似乎言之成理。可恰恰对此我不认同。我觉得这就如同今天中国政府给中国老百姓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一样,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交了税,理应享受这份公共服务。同理,中国之所以理所应当地享用“世界警察”美国人提供的世界安全,以及美元作为国际储币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的好处,是因为中国人在用自己的产品和资源换美元的交易中,给美国交纳了足够丰厚的隐形铸币税。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财政部6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外国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约44891万亿美元,当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525万亿美元。并且,中国现在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但是,中国手握这么大笔的美元财富,却很难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购买高科技的军事技术,美国操纵的“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使得整个欧洲国家不敢把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产品卖给我们,这就堵住了中国很大一块消耗美元的去处。即使购买这些国家的民用高技术,美国政府也同样限制,这不是夸大其词,比如今年5月“奋进号”航天飞机升空,美国都禁止中国记者进场观看,可见其对中国在高技术上的封锁程度。而你若想购买美国资产,比如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美国国会反对;中国的华为收购美国的三叶公司,交易价值仅区区200万美元,还是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被否决。中国最后发现凡是碰美国任何有价值的资产都行不通,最后只能转到其他的方向去投资,应该说总可以了吧?但是,同样不行。中国跟苏丹合作,马上就有人拿“达尔富尔事件”说事,用“人道主义灾难”来抹黑中国的投资形象。而当中国的企业去购买力拓公司的时候,美国政府又通过陆克文插进一只脚,直到把这件事搅黄为止。

  所有这些看似彼此并无关联的事件,让中国几乎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有钱没处花,最后只有一个流向不受限制,那就是美国国债。而美国马上就“量化宽松”,让美元连带美债贬值。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市场行为,没有阴谋;交易双方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

  事情果真如此吗?

  美国确实没有直接强迫过谁非要使用美元,但它通过数十年对全球金融体制和规则的设立,已对其他国家产生一种趋势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软暴力、软强迫。例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时任财长的保尔森来到中国,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里实际上就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强迫。中国为什么只能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如上所述,我们转了那么一大圈什么都很难买到,美元又在天天兑水贬值,能让手里所持美元保值的惟一也是最后的方法,只剩下购买美国国债。好歹国债还有利息,能够对冲掉一点美元贬值的幅度。在我看来,这就相当于美国人扎了一个羊圈,然后告诉你,你可以选择不进去,却又让你无处可去,最后只能乖乖钻进羊圈。

  有鉴于以上种种,在研究军事战略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如果仅仅进行单一的军事战略研究根本就不可能研究出结果。特别是今天,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美国的影响遍及全球时,任何战略研究包括军事战略研究都不可能不触及美国。

  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的军事战略看上去很纯粹、很军事,但是它的箭头却坚定指向它的国家利益,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战争只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它主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还是通过美元。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它的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金融利益;二是它的军事战略可以直接为实现其金融利益服务。这是一种新型战争。它可能成为一种国家间替代暴力战争的手段,从而演化成一种软暴力、软战争,而这种战争带来的杀伤效果,却丝毫不亚于一场暴力战争,如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向我们展示的那样。

  美国是如何用金融战争代替武力战争来控制全世界的?它的航母又是如何为美元服务的?

  美国金融殖民战略建构图

  人类自有帝国历史以来,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基本上都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完成帝国积累财富、消耗财富的过程,就是占领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奴役别国的人民。这是经典的殖民帝国模式。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使美国意识到,必须避免重蹈古典帝国模式的覆辙。因为一战中德国向老牌殖民帝国挑战,想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结果失败了。20多年后德国再度崛起,再次向老牌殖民帝国发起挑战,又再度失败了。美国毫无疑问记取了这个历史教训:如果一个国家的崛起,一定要从老牌殖民帝国那里虎口夺食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徒使他人得利。美国自己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获利者。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小镇上,盟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和少量经济学家云集在一起,经过几番激烈争吵,讨价还价,商量出了一个世界货币体系,后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实质用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全世界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个时候的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世界上80%的黄金都捏在美国人手里,与此同时,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军事机器。

  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人一举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直到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才宣告解体。

  美国为什么要放弃这一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的货币体系?这与一场战争有关。

  1959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在越南打了将近17年的仗,到1975年结束仓皇撤离西贡时,美国人一共被击落上万架飞机,丢掉了49000名官兵的生命,最后一无所获!这场战争打掉美国80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3万亿美元。相应地,美国的黄金储备也日渐减少,到 1971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已是捉襟见肘,钱不够花了。而那时的美国人却不能像今天应对金融危机这样,实行“适度货币宽松政策”,打开印钞机随心所欲地印美元。因为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横在那里,没有足够多的黄金,就不能印足够多的美元!这使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窘境。也因此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意味着美元不再以黄金做锚,而是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出现,开创了彻底的纸币时代——意味着美国政府在理论上可以随意发钞。

  美国人当然也明白,超量印钞就是自掘坟墓。当一国的货币贬得一文不值时,国家的地位也就跟着完蛋。于是美国政府出资立项,让人去研究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

  半年后,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研究报告《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出炉。他在报告中提醒美国政府,美元跟黄金脱钩在短时间内对美国有好处,因为美国可以在全世界还没回过神来时多印钞票,用没有黄金背书的纸币去占全世界的便宜。但长期看这对美国和全世界都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对美国,无疑是饮鸩止渴。

  这份报告让当时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如获至宝。在他们看来,有好处的事情当然要干,只是有没有一个办法,让美元流向世界,财富流向美国?让多印美元的短期好处变成长期好处?换言之就是信用货币如何获得信用?美国人知道,这需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科技创新力,还需要强大的军事能力。这些美国都有,但这还不足以拢住或吓住所有国家。对不屈从的国家,如何让他们对美元保持信任?即使不信任,也能保持需求?美国人想到了一个关键办法:让美元与石油挂钩。

  机会很快就来了。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一场阿拉伯人旗开得胜的战争最终以被迫停战告终,这让阿拉伯世界非常郁闷。坐拥石油的阿拉伯人决定,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从其他地方去获得。于是,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决定用石油做武器,抬高油价打击西方。这个办法果然比战争来得更有效,很快西方就承受不住了。

  这时,时任美国财长的西蒙(William E. Simon)秘密飞到沙特,拜会沙特石油大臣、首任欧佩克秘书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Ahmed Zaki Yamani),告诉他:你们想把油价打多高我们不管,但是要想不让美国人与你们为敌,你们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沙特人同意了这个要求。从此,全世界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而美元的信用也就在此后40年里,牢牢地与全球的能源需求挂上了钩。你可以不信任美元,但不可以不信任石油;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不能不使用能源。只要你的国家需要发展,必然要消耗能源,最好的能源在当时在今天都是石油。要获得石油,只要不是产油国,就必须要用美元去买。别国获得美元的方式只有一种:出卖资源或者出卖产品。而定价权在美国手里,无论是对资源还是产品,它都可以压低价格,从而使美国人在发行新美元,也就是发行高能货币的时候,赚得第一道便宜。

  不仅仅是石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国通过“全球化”完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向金融业大国的转型,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从而使得美元不仅仅与石油挂钩,而且与全世界的制造品也形成了紧密联系。

  为了使各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事实,美国人用比较优势理论把全世界分成了两块,一块是美国——美国人认为它的优势就在于生产美元;另一块是全世界。比如,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你的发展就应该且必须借助这一优势,别无选择地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他国家以此类推。美国通过输出“比较优势”理论,把本国所谓的垃圾产业、夕阳产业纷纷转移到其他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包括中国,而让它70%的就业人口转向从事金融和金融服务业。全球产业大分工的格局就此形成:美国人负责生产美元,而全世界负责生产用美元交换的产品。这就是这一轮所谓“全球化”的本质。

  美国用自己的金融体系,把全世界与美国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由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而世界向美国提供产品的交易模式,其结果就是全球财富快速向美国集中。美国在1990年前的200多年里,GDP最高时才不过达到7万亿美元,而在最近短短20年里,GDP居然翻了一番,达到14万亿美元。美国就是这样通过美元,对全世界实现了金融殖民。

  而手持美元的别的国家呢?最终由于不是你自己国家的本币,再加上恐慌于美元的不断兑水,为了不让它变成废纸,如果不急着把它变成实物财富(而美国会竭力在此制造障碍),就只能让它回流美国,去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从而维系美国经济运行所必要的流动性。

  为什么不担心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美国,却十分担心短期的资本项目出现逆差?因为美国需要大量的世界资本回流美国,才能保持这个储蓄率接近于零的庞大帝国正常经济生活的流动性,否则,大部分美国人刷卡透支的好日子就难以为继。美国资本项目顺差的额度在2001年前后,大约是每年7000亿美元,也就是说需要每天净流入美国20亿美元。一旦这方面出现亏空,美国就必然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保证资本回流。

  如何让全世界保持甚至加大对美元的需求?又如何让美元能够顺利回流美国?

  为美元而战!

  过去20年里,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连打过四场对外战争的国家——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这里还不包括今年参与的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这四场战争,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战理由看上去都十分充分且冠冕堂皇,谁会把它们与一张轻飘飘的绿纸联系在一起?

  为美元而战,这就是美式战争的全部秘密。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答曰:为了石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不从伊拉克免费拉走一桶石油?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讲师琳达·比尔姆斯在2008年合著的《3万亿美元的战争》一书中指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全球油价暴涨主因。

  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油价飙升也就意味着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也就是说,美国人通过战争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伊拉克战争之前,国际原油价格约为38美元一桶,战争结束后飙升到近150美元一桶,相当于一场战争把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打高了近4倍。当全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购买石油时,最高兴的除了产油国,就是美国政府。以给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名义开动美元印钞机,对美国来说,不仅意味着更多的铸币税收入,还意味着更多的“绿纸换实物”。

  战争不仅可以打出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还可以打坏别国、别的地区的投资环境,在降低别国货币信用的同时,像驱赶羊群一样把美元驱赶回美国,维系美国经济的流动性。科索沃战争即是如此。

  1999年3月,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前提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悍然打响了科索沃战争。此前,作为战争的舆论准备,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媒体联手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事后证明这完全是一个谣言。

  美国为什么确定要打这场战争?看看当年的国际大事年历就明白了。就在战争打响前三个月,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结算货币,欧元一上来就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和威胁。72天的科索沃战争最重要结果,不仅仅打垮了米洛舍维奇政权,还重创了欧元。欧元与美元的汇率,由启动时的1欧元兑换1.07美元,变为0.82美元兑换1欧元,欧元跌幅达30%。可以说,为了打击欧元,维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绝不会手软。从这个角度上看,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

  此外,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前,有关资料数据显示,约有7000多亿美元的热钱在欧洲游荡。战争打响后,有4000多亿美元立刻从欧洲抽逃,其中2000多亿去了美国,另外的2000多亿则去了中国香港。

  一个投资界的常识是,热钱囤积香港,通常都是想拿香港作为跳板,进入中国内地。而恰在这时,美国人用5枚精确制导炸弹,“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周后滞留香港的2000多亿热钱从香港抽逃,最后去了哪儿呢?美国。也就是说,从欧洲抽逃出来的4000多亿美元的热钱,最后全部流到了美国,去支持美国已经连续90多个月的经济繁荣,一直到小布什上台,这个经济繁荣期才告结束。

  同理,2001年美国仓促打响阿富汗战争,不是为了反恐,而是要打回全球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

  为什么说美国是仓促打响阿富汗战争?因为在1980年后美国发动的局部战争中,其战争准备时间都在半年左右。阿富汗战争却是个例外,不到两个月就仓促打响。仓促到什么程度呢?美国人在打到一半的时候,居然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怎么办呢?五角大楼只好下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核巡航导弹,拆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近千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

  美国人为什么要匆忙发动这场战争?因为时间不允许,美国的经济形势不允许。“9·11”发生后,大量的资金开始撤离美国。有数据称9~11月间,有三四千亿美元撤离了美国。所以美国迫切需要用一场战争,打回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

  果然,当阿富汗战争打响后,道琼斯指数就在短期下探后很快回升,华尔街一片叫好,随着战况进展顺利,大量的资金又陆续回到了美国。由此我们看出,美国人向全世界展示的现代战争理念是,如果我的投资环境不好而短期内又无法改变的话,那就用战争把其他地方打得更坏,反衬出美国相对的好。这就是美国的军事为金融服务的战略路径。

  有意思的是,据海军军事专家李杰介绍,“从1976年以来,美国人对于航母的争论次数不下10次,试图寻找另一种手段来取代维护费用高昂的航母,用较少的钱来保证足够的军事力量。可是几经讨论,最终各方只能承认,美国只有发展航空母舰才能保证"武力投射"的机动性和威慑性。所以,无论在科索沃战争还是在对利比亚的空袭中,美国航母依然活跃于国际舞台上。”这个争论的时间节点——1976年,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石油“挂钩”不远。也可以这么说,正是出于保障美元信用的重任,航母才得以不下岗。

  捍卫美元的软性战争

  据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就职当天对同僚告诫道:在这里(美联储)你们可以谈论一切,就是不许谈论美元。因为一旦失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也就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因此为了维系这张“绿纸”的信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用军事战争变相打击欧元是一例,用金融战争直接打击日元则是另一种玩法。

  众所周知,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成功打击和遏制了日本出口的势头。可令美国始料不及的是,签订“广场协议”之时的日元已经成功地迈入了国际化进程,已经是国际可兑换货币,在东南亚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和美元比肩的硬通货,有的国家已把它作为储备货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欣喜地发现,当日元从252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80 多日元兑换1美元时候,日元一下子变得值钱了。于是,日本人非常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时机,掉转头来,从原来的产品扩张转向资本扩张。那时的日本开始狂买纽约帝国大厦,狂买哥伦比亚兄弟电影公司、甚至发出了“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

  这让美国一度颇感紧张,惊呼“日本想买下美国的灵魂”,在这样一种势头下,美国人通过瑞士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巴塞尔协议”(巴塞尔一号协议),也就是8%的银行储备金率的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针对全世界所有银行为规避金融风险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实际上它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日本的资本扩张势头。日本对此当然不接受,它与当时全球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德国连手,一起拒绝签字。

  在不具备战争条件的情况下,美国人怎么办?美国人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就是和英国签订了双边巴塞尔协议。两国率先实行巴塞尔协议,率先执行8%的银行储蓄准备金制度。但这个协议最有意思的条文,不是双方准备为全球做表率自律的问题,而是它的最后一条,即:今后凡与我两国银行打交道的任何国家的银行,都必须实行8%银行准备金率。这样一来,美国人用多边协议未能拴住日本,却用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就范。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哪国的银行,既不在伦敦金融交易中心,又不在纽约金融交易中心进行业务往来或结算呢?美国用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回到巴塞尔协议上来,而这一回来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日本的证券业和房地产业泡沫的破裂,从而走上了“失去的十年”。

  崛起中的中国亟需加强保障国家安全

  如今中国的情形与日本有几分相似之处。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人民币也正在加紧国际化进程,未来势必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头号对手。

  过去美国人喜欢说,当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麻烦,美国总统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如今,在资本流已成为全球经济生活主流的时代,美国人已经意识到需要一种能与资本的流速相匹配的快变量手段,才可能控制或改变全球资本的流速和流向。

  为此,五角大楼对其军事力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快建立“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比如说建立空天司令部,建立全球第一支网军,又比如说全球第一架空天飞机的试飞,再比如说正在研发的5倍于音速的巡航导弹等)。这一系统要求美军的军事打击能力,能比航母为代表的传统军事手段更快捷地打击地球上任何目标,打击时限也一再缩短,从号称一小时打遍全球,缩短到28分钟打遍全球。五角大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美军的速度,而这一切,都与资本的流速和流向有关。因为美国人心里最清楚,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纸币上的帝国。要让这个帝国不垮塌,就必须保持美元的霸权。谁威胁到美元的霸权,美国就会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所有它能操纵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

  崛起中的中国,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我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的责任,任重道远。中国航母的出现,是我们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走出的重要一步,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航空母舰的中国符号

  中国造航母不是“小姑娘开悍马”

  这番评论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难道这位评论员先生指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20年前的中国?难道今天的中国,还算不上海洋大国吗?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中国生产的无数工业产品,通过东部海港运往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国大量的农矿产品和工业产品,也几乎以同样的规模运抵中国的港口。中国海洋港口吞吐总量已经连续七年保持世界第一,2010年在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最前的十大港口中,中国稳占八席。中国现在每年新增港口吞吐能力五亿吨,相当于新建一个上海港。2010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造船指标,首次同时跃居世界首位。

  中国的远洋船队,也正以相应的规模驰骋于大洲大洋间。2011年2月,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桑托斯透露,中国正计划在哥伦比亚修建一条连通大西洋太平洋的陆上铁路,作为巴拿马运河的代替选择。从以上角度来看,中国可以称得上是全球顶尖的海洋大国。

  至于该评论员说英国人认为航母“不需要”和“不值得”了,这种说法有欠妥当。众所周知,英国正在建造“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不自己造航母”这回事并不存在。当然,英国对建造航母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不是说造航母不值得,而是因为担心军费紧张,负担太重。英国经济长期低迷,财政紧张,想维持现有的军事规模有心无力。将来即使是航母建成了,那么也可能缺乏舰载机,只能“裸航”。英国最近向法国发出了联合使用航母的建议,英国提供航母,法国提供舰载机,这实是出于无奈。

  缺钱的不仅是英国,美国也如此。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月11日报道,由于国会迟迟没有通过2011财年预算,海军一直按照前一年的拨款水平进行运转,这迫使海军正取消许多军舰的维修计划,而类似“弗吉尼亚”级潜艇和濒海战斗舰的新军舰建造计划甚至可能也将遭到削减。

  与英美两国的入不敷出相比,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埋头苦干、辛勤积累,早已由眼巴巴地盼着西方来投资的旧愁容,换成了资本出海的新笑颜。

  就在该评论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有报道称中投公司将很快获得数额1000亿至2000亿美元的新注资。而据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一项数据表明,在2009和2010年间,中国两家主要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公司至少发放了1100亿美元贷款,超过了同期内世界银行及其下属机构对发展中国和地区所做的贷款承诺1003亿美元。去年希腊爆发财政危机,引起社会动乱,中国果断施以援手。近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宋哲称中国可能会扩大购买欧洲国家政府债券的规模。

  2011年1月20日,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向出访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白道,“我们希望把芝加哥打造成对中国最友好的美国城市,成为中国进入美国的门户。芝加哥市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兴业,欢迎更多中国旅游者前来旅游。”

  这些话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熟悉啊,却又有些时空错位之感。因为这些话都是过去中国人对西方投资者讲的,可是不知不觉间,双方的位置已经颠倒了过来。4月26日有媒体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报告中预测“美国时代”将在5年后结束,因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

  目前中国工业繁盛,财政充盈,与其说像是一个小姑娘——如该评论员所言,不如说像是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小伙子。中国造航母,是一个与国力增长相匹配的形象,而不是“小姑娘开悍马”。

  中国工业高端技术研发能力或被低估

  中国被低估的除了经济实力之外,可能还有工业高端技术产品的研发能力。就拿中国即将完工的第一艘航母来说,其舰载机起飞采用了滑跃式,这比美国航母采用的蒸汽弹射起飞方式要落后。但是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在研制航母电磁弹射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航母电磁弹射属于最新式的舰载机起飞方式,美国也仅仅处在研发阶段。此消息若属实,那么中国将会因此而由无航母国家一跃而进入航母技术领先国家之列。

  在航空领域可能也是如此。飞机发动机制造是最高等级的军事技术,这一直是中国的软肋,美国方面估计中国要取得重大突破需要15至20年。但是4月10日,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左鸣公开表示,按照现在的势头,5年内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就会实现飞跃。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五月号刊登文章《重新审视中国军事崛起的速度》,文中认为西方对中国军力的估计常常是错误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J-20的研发速度和航母的建造规模。充足的财力、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新一代高素质的科技研发人员,这三者合在一起,足以让中国在陆海空诸多领域同时展开大规模的研发和生产。

  中国的军事研发从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中获益匪浅。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在人们眼里是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象征,对此最典型的概括就是中国人无非干的是“拿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中客车380飞机”的苦差而已。但是不知不觉间,中国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纺织服装产品在1986年取代石油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产品,不过这一地位仅仅维持了10年左右,到1995年就被机电产品取而代之了。近年来,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贸易的稳步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为大家注意的是,早在2006年中国就已经超越欧盟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了。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规模至少位居世界第二。

  不久前日本因海啸引发核电事故,东京电力公司紧急请求中国的三一重工驰援一台臂架长62米的泵车,用于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的注水作业,该泵车运抵日本后在事故现场大显身手。不过这台泵车并不足以令人惊叹,因为由三一重工所保持的世界纪录还要比它长出整整十米。过去中国人一提到日本的三菱重工,可谓是如雷贯耳,谁曾料到关键时刻,日本人在家门口倒用起中国造的大型机械来了。其实近年来中国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在世界各地一直都很活跃,2010年10月智利圣何塞重大矿难事故期间,三一重工的大型履带式起重机也曾参与救援。

  强大的工业不仅是中国自行建造航母的基础,甚至现在西方国家建造航母时,竟然也离不开中国了。2010年12月17日,由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公司负责建造的一架起重量1000吨级的龙门吊被装上大型货轮驶离上海,航行1.4万海里后抵达目的地苏格兰的罗塞斯造船厂。这座龙门吊被命名为“哥利亚”(《旧约》中的大力士),用来组装英国海军在建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今天在航母的发源地,正在使用中国的机械设备来完成最关键的组装工作——这则新闻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它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拥有自行制造航母的能力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拥有一艘航母。另外,这个1000吨级的龙门吊对于英国来说是“哥利亚”,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就算不上大块头了,因为由我们所保持的世界纪录比之还要多出整整600吨。

  2008年4月,美国CNN主持人卡蒂弗曾指责中国企业只能生产“垃圾产品”。闻讯后振华港机发表公开声明,称卡蒂弗“把中国高质量、高技术产品说成"垃圾"??是集无知、傲慢、愚昧于一身,是已消亡的殖民主义者借尸还魂??美国东西海岸已从振华港机购买近200台大型集装箱机械,它们的高效工作是美国赖以进行近万亿美元进出口商贸活动的主力军。我们请这位卡先生去美国的码头看一看矗立在各大港口的来自中国的钢铁巨人,如果他敢在铁证面前再次叫嚣是"垃圾",我们会立即在美国请律师以诽谤罪起诉他。”振华港机的底气与豪迈缘自他们的港口机械占据了世界市场75%以上的份额。今天,振华这一“来自中国的钢铁巨人”正在建造美国西海岸的最新地标建筑——旧金山新海湾大桥。几年前,美国中断了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改由其他国家来供应美国军人佩戴的贝雷帽。如今看来旧金山新海湾大桥的承建,除了交由中国企业,很难另有合适的选择了。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生产摩托车起家的吉利汽车公司,如今将大名鼎鼎的沃尔沃品牌纳入旗下,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中国制造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那种力图后来居上的劲头。

  除了制造业产值已经占据世界榜首,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也在迅速增长,据统计,目前中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暂居世界第二,仅落后于美国。伴随着“中国制造”的成长,中国工人的结构组成也在悄然改变,过去的代表形象是“农民工”、“外来妹”,现在则包括了越来越多的软件工程师和各种生产线上的高级技工。2010年五、六月间,广东佛山本田汽车厂的工人发起停工,本田方面最后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此事在国内媒体得到了广泛报道。如果现在“广本”的工人技术水平体依旧很低,如果中国工业化的规模依旧局限于少部分地区,那么资本方可以随时随处轻松地找到替代者,如同上世纪80、90年代那样,还需要向工人妥协吗?

  中国工业单单靠“拿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中客车380飞机”的时代,正在远去。中国企业已经能够在美国舆论的叫板下骄傲地展示自己的“钢铁巨人”形象,但是在国内媒体界和学界,持有“小姑娘心理”的大有人在。与振华港机集团同在上海的中国作家韩寒,最近就嘲讽中国企业生产不出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军民产品,对此,想必英国海军和美国旧金山政府都不会同意。

   国家安全与诚信的立场

  ——从“马云不诚信”说开去 《环球财经》编委张捷最近关于“中国概念股”在美国市场被“猎杀”、“血洗”种种悚人的标题,频频见诸于报端,而“诚信的代价”等则成为各式评论中的热词。尤其在5月初第三方支付公司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发生后,中国概念股加速大幅下滑,树大招风的马云瞬即被贴上了“不诚信代表”的标签,舆论倾向昭然。而通过微博力挺马云的史玉柱,也逃不过被“诛连”,某财经媒体评论员直斥“史玉柱以民族主义掩盖市场失信大错特错”,并继而阐发道:“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用阴谋论的逻辑,来为造假者、失信者辩护,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忌,却在现实中得到发扬光大。”

  笔者不想对舆论为何一边倒做恶意揣测,但梳理近年来一些评论文章,前后对比不难发现:某些评论人士站在外国的立场上戴着有色眼镜采取多重标准进行分析,因而扩大化到中国人的整体诚信问题,客观上起到了反华势力的攻击武器之作用。现笔者仅就公开报道中的具体细节,从社会常识和逻辑关系出发,按照西方心证的标准,以期为读者梳理一个难以看透的事实脉络。

  马云没有违约!

  关于事情的具体经过,各媒体报道中并无太大差异,基本如下:

  2009年6月,浙江阿里巴巴商务有限公司(下称浙江阿里巴巴)以1.67亿元向阿里巴巴集团全资子公司Alipay E-commerce Corp.(注册于开曼群岛,下称Alipay)收购支付宝的70%股权。

  2010年6月,央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管理办法》,文件强调:“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外资的支付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同年8月,浙江阿里巴巴又以1.6498亿元收购剩下的30%股权,价格依据是2010年5月31日的评估价。

  在两次股份转让前,外资股东雅虎(NASDAQ:YHOO)和软银持有阿里巴巴集团超过70%的股权,阿里巴巴集团通过Alipay间接拥有支付宝100%的股权。转让完成后,支付宝由浙江阿里巴巴(马云持股80%、谢世煌持股20%)这家全内资公司全资拥有。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雅虎对于支付宝上述两次股份转让,未有公告。

  美国时间2011年5月10日,雅虎在常规交易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文件显示,其持股43%的阿里巴巴集团已将支付宝的所有权转移到浙江阿里巴巴。支付宝官方当日向外界确认此事,并表示此举“根据央行2010年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对于非金融机构内资绝对控股比例的相关要求以及为了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5月12日雅虎发表声明称,阿里巴巴集团3月31日才向雅虎通告了支付宝所有权转移分拆事宜,并表示该事宜“未能获得董事会和股东批准”。阿里巴巴集团随即发表声明称,在2009年7月召开的董事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已经讨论并确认了支付宝70%股权的变更。

  2011年5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首批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名单,共有包括支付宝在内的27家企业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

  雅虎的信息披露后,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除了只有当事人最清楚的到底是否事先知晓股权转让一事外,由于支付宝目前估值高达50亿元以上,而转让价格仅合计为3.3亿元,这也成为马云被指责的口实。财经媒体人胡舒立女士撰文《马云为什么错了》,称:

  “事前恐怕没有人能够想象,马云,这个本世纪以来常操一口流利英文活跃于国际场合的中国企业风云人物,会偷天换日,把明明属于中外合资企业阿里巴巴集团的核心资产"支付宝",悄然转入自己控制的私人企业名下。”

  “作为共持股阿里巴巴集团70%股份的两大主要股东,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面对既成事实,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坐下来与马云签城下之盟,寻求补偿;或者走法律程序,起诉马云及阿里巴巴管理层恶意侵害股东权益,要求恢复原状。现在,雅虎选择的是第一条路,软银则拒绝表态也拒绝参加谈判,仍留有后手。马云在集团两大股东未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公司核心资产转入自己名下,且转让价格超低显失公允,就严重违反了股东之间的契约,也违反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契约。”

  “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践踏契约原则就伤害了市场之本。如果契约得不到尊重,必将平添全社会商业风险,徒增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常有"契约软肋",由内部人控制的资产腾挪并不鲜见,而事情发生在国内外深受尊重、被视为中国企业家标杆人物的马云身上,发生在中国引以为豪的成功企业阿里巴巴,其"负示范作用"就更为显著,可能直接影响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的信任,形成大范围的"支付宝折扣"。”

  该评论事实上为近期做空“中国概念股”的力量给出了一个解释。而值得琢磨比照的是,据路透社报道,根据Oppenheimer股市研究机构的估算,支付宝约占雅虎240亿美元市值中的17亿美元。也因此,5月11日雅虎股价在纳斯达克市场常规交易中跌幅一度达到9.8%。但随后高盛分析师詹姆斯·米切尔(James Mitchell)发布投资者报告,维持雅虎股票“中性”评级。米切尔在报告中指出,依据他的观点,他早已把支付宝对雅虎资产的贡献清零。米切尔同时表示:

  “支付宝进行这样的重组,目的是获得中国监管部门的牌照,只不过雅虎披露这一消息的时间令我们惊讶。我们相信,在阿里巴巴把支付宝股权完全转让后,雅虎、软银最终将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米切尔对所谓“违约”未做任何表示,辞令中表达的是对雅虎披露时间的质疑。

  西方司法采取的是自由心证原则,其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针对这桩牵涉中西方企业的公案,其间又重点指涉马云“违反契约”、“践踏契约原则”,众所周知,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社会契约论》,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读本。故在此笔者借用自由心证原则,以社会共识、常识和逻辑关系来推理事件本貌。

  迄今为止,尽管有网友称“"马云欺诈雅虎"几乎是美国财经媒体对这一事件最主流的解读”,尽管雅虎在事先是否知情的问题上与马云相互推诿,但我们看到,雅虎绝口没有提到“犯罪”和“欺诈”的字眼。如果马云私下转让股权,给外资股东造成巨大损失,他们对待马云的措辞,会如此客气吗?雅虎和软银方面对马云甚至连“违约”这样的指责都没有出现,只有道德层面没有法律层面的说法正常吗?这种“不正常”正是我们认识这次事件真相的突破口。

  事实上,股东和公司的经营管理者私自转移公司资产到自己名下,尤其是关联人之间的转让行为,给公司和投资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绝不仅仅是“违约”,而是“涉嫌犯罪”的。马云作为香港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01688.HK)的董事局主席兼CEO,如若涉嫌犯罪,所面临的立即就是交易所的调查和处罚,像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0751.HK)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就是如此。因为交易所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对于投资人造成损失是不能免责的,交易所会遭受投资人的连环集体诉讼。尤其在成熟市场中,有经验的律师是绝不会放过这一机会的。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对于马云的行为,交易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投资人也没有针对交易所进行诉讼。

  你看美国的投资人就绝不含糊,6月8日美国公司Kendall Law Group宣布,该公司已代表股东对雅虎发起一项集体诉讼。这项集体诉讼指控称,雅虎最晚在3月31日就已获知支付宝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而这一转移大幅降低了雅虎对阿里巴巴集团投资的价值。海外舆论表示,美国雅虎必须在此次诉讼中澄清几个事实:在董事会确认并支持支付宝获得牌照的共识下,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确保股东利益?他们的立场是什么?这是此前一直被外界所忽略的要素。美国雅虎必须要向股东们确认一个事实,如果在获得牌照的法律基础上存在瑕疵,他们的利益将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将会使美国雅虎股东们的利益存在巨大风险。

  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马云的行为没有违反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范,对于不违反交易所规范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违约和违法,更提不上犯罪!

  但是这样的交易怎样才能够不违反交易所的交易规范呢?惟一可以解释的就是马云的行为不需要股东会的审批,而且这样的交易也不涉及关联交易和一致行动人问题。如此一来,问题出现了:马云作为董事长的公司把资产转移给自己,怎么就能够是非关联交易呢?

  支付宝股权事件,将以往中国公众不熟悉的一个词——VIE结构浮出水面。VIE结构是协议控制结构,离岸公司对国内实体营运公司通过协议控制,而非股权控制,也就是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VIE,可变利益实体)。所谓“协议控制”,是离岸公司通过外商独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来成为内资公司业务的实际受益人和资产控制人,以规避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于限制类和禁止类行业限制外资进入的规定。从1999年新浪(NASDAQ:SINA)通过VIE方式解决了海外上市难题以来,在过去十多年中,VIE成为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满足监管要求的标准模式。

  对于外资股东来说,VIEs即为自己所拥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经济来源,但是本身对此利益实体并无完全的控制权。也就是说,投资此VIEs者虽拥有此利益实体部分的权利,但无权进行公司的重大决策。换言之,董事会高层人事更迭、投票等,此利益实体的投资人无权置喙。同时,根据美国会计准则FIN 46-R的规定,上市企业在财报中必须揭露VIEs可能的最大亏损数字。

  从法律关系上,我们必须明白:境内的内资公司和境外的上市公司之间既不是子公司、分公司的关系,也不是一致行动人,虽然双方有利益的合作和输送,但境内公司的所有行动不受外资上市公司的任何限制。这在上市的时候双方在给交易所的资料当中对于这样的法律关系就是明确的和书面的,交易所知道内资公司的经营行为是完全自主的同时,内资公司和境外上市公司的股东、董事和经营管理层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在所递交的上市材料当中被定义为“非一致行动人”,可以自主转让操作等。所以马云转让支付宝的行为,对于阿里巴巴的境外上市,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不同概念,中国企业通过VIE结构在境外交易所曲线上市方式时,其“协议控制”协议是需要中国相关部门审批的,只有通过审批的协议才能够合法地将在中国取得的利润汇出,成为在离岸港注册的特殊目的公司的利润来源,也就是上市公司的利润来源。而协议要通过审批的前提,就是中国内资公司具有完全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阿里巴巴董事会由阿里巴巴管理层、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三方构成,雅虎和软银持有阿里巴巴大部分股权,董事局主席则由马云担任。雅虎和软银为何容许马云低价从阿里巴巴集团里转让资产,是因为即将面临的第三方支付监管,他们打算通过协议控制,而非直接控股的方式来控制支付宝。因此马云在境内公司的权利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根本不存在违约、违法等行为。

  据公开报道:马云表示这两笔转移都是获得了阿里巴巴董事会授权的行为。早在2009年6月,董事会已经口头同意了转移一事;而在同年7月24日的董事会纪要中,已明确说明了董事会同意阿里巴巴关于支付宝的股权转移。核心资产被廉价转移,仅仅董事们口头同意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还被记录到董事会纪要当中签字为证,在被雅虎和软银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阿里巴巴中,这可能发生吗?要知道这是对于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决策事项,即使是控股股东也要经过正常的公告和投票程序,而这个程序在该事件中并未发生,惟一可以证明的就是,根本不需要这个程序!上市公司阿里巴巴董事会能够同意的背后,只能表明这个权利本来就属于马云,否则公司、董事个人均要被起诉!因此,这份董事会纪要意味着马云行使了一个告知的义务。这个纪要说明的是董事会各方对马云的行为早已知情。

  因此,这个事件的原委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事件的背后才是问题的关键,笔者将继续依据逻辑关系,一步步剥茧抽丝地进行分析。

  到底谁不诚信?

  舒立女士认为马云错了,错在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但是这里真的是马云不诚信吗?

  笔者经过分析后,认为在整个事件当中,马云是表现得最为诚信的一个人,相反的是所谓“遭受巨大损失”那一人群很不诚信。面对舆论一边倒的指责,马云做到了弘一大师的一句名言:“何以止谤?不辩!”笔者认为,马云的不辩,实际上正是对声称“遭受巨大损失”一方的保护。

  谈到诚信,一个企业和个人都是有国家和民族属性的,首先要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保持诚信,这是诚信的底线。任何一个人,有义务如实回答本国政府提出的问题;如果把为了外国人的利益而对本国政府撒谎的行为视为诚信,这几乎是一个叛国逻辑。

  2011年一季度,央行发函要求支付宝做出关于“协议控制”的书面声明。支付宝在书面声明中称,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支付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惟一实际控制权人,无境外投人通过持股控制支付宝。

  2011年第一季度后,支付宝业绩不再合并至阿里巴巴财务报表,这意味着雅虎、软银与阿里巴巴之间的“协议控制”已经失效。而这种协议控制的协议,是否应当向上市公司的所有投资人公开呢?对于其中的风险,有关律师是否应当向投资人公示呢?在马云称写入董事会纪要的关于支付宝转让的内容,是否应当予以公告给所有的投资人呢?因此在这个协议控制的机制中,外国券商、律师和风险投资商等,均向公众投资人隐瞒了事实,这也是雅虎因为马云的行为遭到美国投资人集体诉讼的原因。否则如果是马云的问题,应当马云遭受集体诉讼才是更合理的事情!

  在这里,对于协议控制的问题和风险,我们至少可以认定,外国机构对于公众投资人是不诚信的,尤其是雅虎一方在已经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以后,却不公告其投资人,是违反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的。这一隐瞒行为的实质是违法。隐瞒协议控制的风险和侵犯公众投资人的知情权,在哪里都是不诚信的表现。

  笔者认为,马云保持沉默,而没有把协议的细节公布,这样的做法,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雅虎的作用,否则他的任何话,都可能成为美国诉讼人起诉雅虎的证据。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马云的回应是在微博上说:“评论家们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讲述自己想像中的真相。”

  《马云为什么错了》一文中说:“契约自我执行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安排。中国悠久的商业传统不幸被计划经济中断,建设市场经济时日尚短,相关制度安排任重而道远。在契约遭到违反时,必须有外部的调停者、仲裁者直至司法强制力来支持。”但是对于违法的契约应当是调停、仲裁和司法支持吗?对于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中国当然不会支持。如果是外来势力支持的话,则是对于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

  进一步讲,按照契约精神,对于曲线上市所要求的境内公司具有独立自主的权利的要求,马云可以以他愿意的方式任意处置这个权利,何来“不诚信”一说?至于“平添全社会商业风险,徒增交易成本”的指责,就如西方国家一直宣传他们的“钉子户”可以让铁路绕道走,这显然是“徒增交易成本”的事情,但这却不会成为钉子户被指责的理由。

  “诚信论”者不能实行双重标准

  对于诚信和契约精神,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契约精神指的是什么?是指:守约则合作继续,违约则承担违约责任,契约不成立或者无效,就没有限制。“违约”在西方的契约精神里不是被妖魔化的事情,违约不等于欺诈,只要承担违约的后果就不是违反契约精神。西方的商业规则是只要法律不禁止就可以干,只要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就不是不诚信。相反,违约承担违约责任在西方还是诚信的表现之一。而若契约无效的话,那么就等同于契约根本不存在,你怎样干都涉及不到“违反契约精神”和“不诚信”一说。就如2009年在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力拓矿业(ASX:RIO)事件中,力拓悔约,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因此降低力拓的评级。要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后,力拓正是凭着与中国铝业达成的195亿美元融资协议而获得资信支持,避免了被债务挤兑,但后来却以各种审查手段拖过危机后悔约,这种做法却没有遭遇到任何“不诚信”的指责。

  也就在当年,力拓悔约事件发生后,舒立女士撰写了《走出国际关系的“资源陷阱”》一文,其中谈到:“中澳两国之间几乎有着一切修好的理由,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交恶”、“中国不能陷入"阴谋论"猜测,要承认市场供需的力量”。

  中国历来是君子重诺的社会,在道德层面中国传统的诚信标准要高于西方。在西方,法律高于诚信;在中国,违约背诺即是不诚信,甚至有“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将诚信置于法律之上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守约”上升到“义”的高度,“违约”即是“负义”。如今,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要建设法治社会,肯定也是要以遵守中国法律为第一,因为遵守法律而违背个人承诺,当不属于“不诚信”的范畴。我们在对待西方企业行为和中国企业行为上,更需标准一致,而不是执双重标准,将西方的契约精神与中国的道德标准叠加在中国企业家身上,否则如何体现公平原则?

  想当年,中国平安投资比利时富通集团(BRUX:FOR),受金融危机之祸,巨亏200多亿元。2009年2月,平安与其他小股东以微弱优势否决富通重组计划后,4月28日在比利时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富通依然没逃脱被分拆的命运。法国巴黎银行从比利时政府手中购买富通银行75%的股份,平安当初最为看重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均被剥离。如果马云“不仁义”,完全可以采取相同的做法,成立另一家全内资公司去拿金融牌照,然后将支付宝的业务转移过去,连3.3亿元都不用花就可以掌握支付宝的核心资产。当年中国平安可是富通最大的股东,但富通将核心资产转移,根本没给平安什么“补偿”。马云如今是买啊,而且对于其他大股东的补偿还在谈判之中。力挺马云的史玉柱说“建议马云做个爱国流氓”,可以说连这个说法都不准确,相比某些西方企业利用商业规则的“合法行为”,马云的做法不仅合法,而且仁义,一点儿不“流氓”!

  如今,所需的只是将当年力拓违约时舒立女士所言的“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关系转暖虽不能毕全功于一时一事,但只要双方关注彼此关切,平等恰当呼应,当可雨过天晴,云开雾散”、“终需向前看”等,再说一遍而已。

  VIE结构的实质是资本外流

  京东商城CEO刘强东6月17日在微博上说:“国内所有拿到融资的互联网企业,均为VIE结构。”兴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业务董事张小龙则指出:“此说不精确,应该是国内所有拿到外汇(主要是美元)融资的互联网企业,均为VIE结构。”

  “支付宝事件”实际上是VIE结构危机的充分体现,也意味着中国“限制类和禁止类行业”所属企业海外曲线上市的路径危机,让中国一些想走曲线海外上市的企业、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行,从此必须正视这种结构风险,而无法再将其隐瞒。设立VIE结构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中国法律和政府对于国内资本项目外流而设立的监管;对于正常审批海外上市的公司如中移动(NYSE:CHL)、中石油(NYSETR)等,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VIE结构的风险,尤其是所签署的协议如果涉嫌违反中国的法律而无效,这样的风险不仅极大,而且明显。如果外国投资机构、经验丰富的律师们对此说“不知道”,不是水平问题,就是道德问题。

  在西方企业在华投资的利益受到限制时,总会有些利益代言人言之凿凿,拿着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说事儿。但有一个世界通行的国际私法原则,就是国际间的法律行为,不得恶意规避一个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在我们的《民法通则》里也有明确规定:双方共谋侵害国家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可以说,这样的VIE结构协议从诞生之初,很可能就涉嫌是无效协议。

  但是对于明显的涉嫌无效的协议,西方的投资人和律师为什么会视而不见?他们之所以忽视这样的法律风险,背后又是什么?除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外,有什么方式,是他们认为可以“绕开”或“规避”这个风险的?

  其实答案并不难,就是让靠VIE结构曲线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家移民或入籍。如果他们入籍以后,这样的协议就变成了两个外国人的约定了,外国人的约定又不违反外国法律,当然是一个有效的约定。哪怕是持有绿卡的中国人,绿卡是永久居留权,外国就成为了当事人法律上的经常居住地,也就是司法上可以以经常居住地作为被告所在地进行司法管辖的,在西方的司法管辖下与西方人签署的不违反西方法律的合同,其效力也是坚强的。

  就笔者的律师从业经历所知,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这类人群的移民,是极尽拉拢的。普通中国人要申请一个美国签证的难度都很大,可是笔者的一位朋友,仅仅只写下了“我愿意”的纸条,就在没有面见移民官的情况下,五天内火速成为美国华侨!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在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成为“美国管辖”,让本来违反中国法律无效的协议变成了有效,把原来适用国际法和主要适用中国法律的民事行为,变成了仅仅适用其本国法律的“内政”。尤其是中国当前实行的国籍制度是加入外籍后中国国籍就视为放弃,这个“视为放弃”的表面是他放弃了中国国籍,而实质的内容是中国放弃了对于他的司法管辖权。马云能够不受外方协议控制的背后,正是因为马云没有放弃中国国籍,是中国人。

  据2011年6月18日《中国经营报》报道,来自各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中国通过投资移民海外的人数在逐年增加,去年获得加、美、澳三国移民签证的人数就超过6000人。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财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申请共772人,居全世界之最。仅中国投资移民一项,每年或流失2000亿元财富。投资移民主要是35至45岁的人群,正是处在社会最中坚力量的中间层,且基本上是举家移民。这样的移民潮背后是中国财富的大量外流。某些西方利益在华代言人说VIE结构下的投资是中国的招商引资,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其协议控制要真正生效是需要有移民和入籍为背景的,其实质是让中国人移民入籍,从而使其在中国的财富和重要经济领域的企业控制权转移到入籍国,大家不妨想想看,这样的投资是否还是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投资?对于这样投资的审查是否需要更严格?

  认识清楚VIE投资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成立的关键,也就认识到了保护国家重要产业的关键。目前,我国的法律在对中国人移民后对于其在境内企业的处理上还存有漏洞,通常仍作为“境内企业”来对待。笔者在此呼吁:一家中国企业的控制人如果改变国籍,就算企业改变属性成为外资企业,对于其原来以内资企业身份取得的经营许可权利要重新审查,否则应要求其将公司股权和资产转移给持有中国国籍的人。这样,西方通过协议控制转而控制中国关键产业的行为,就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

  我们应当看到,VIE结构协议成立的关键就是中国企业家必须移民入籍,这样的投资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其他招商引资行为完全不同,其实际效果不是吸引了投资,而是让你原来的资本外流。我们应深刻认识VIE结构对于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危害性,必要的时候应采取断然措施,割裂其控制的纽带。

  风投潜规则

  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国外的风险投资资本(VC)。必须承认,这些风投资本对中国中小型创新企业在创业初期起到了扶持、培育作用,但这是一种市场行为,高风险高回报就是这种资本的特性。企业在与之合作的过程中,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遵循市场原则与之博弈,完全不用有什么道德负担。

  境外风险投资在中国的活动风风火火,他们给出的天价融资让中国创业者趋之若鹜。风险投资不仅仅需要了解企业的情况,经营的智慧和思路,还要了解企业所处的市场、企业创业者的人脉,想要获得投资的企业都会把这些信息尽可能地告诉VC。通常,风投公司会接触到其所投行业内想要融资的绝大部分企业,导致行业信息制高点被VC占据。

  众所周知,得到风投公司投资的创业者就如同彩票中奖了一样,只有极少数的创业者可以得到风投的青睐,同时这些幸运儿被包装成为天才,因为在资本市场上资产的价值、市场的价值、技术的价值都可以评估,惟独天才是不能评估的无价的东西,最具备在资本市场炒作的价值。而很多时候,这些“天才们”的想法,更多地是来自于风投们从其他创业者那里套取的创业思路。VC可以以大家不能想象的高估值去投资一家公司的背后,正是他们不仅了解全行业,还可以利用全行业的智慧和思路。

  笔者从事投融资工作多年,在此也告诉未来的创业者:如果自己的企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行业门槛,找风险投资通常是给他们白白提供思路;如果风险投资已经投资了类似的企业,更要小心自己的融资行为会向你的竞争对手泄密!创业者应当记住,你就好比是只小鸟,你嘴里叼的那块奶酪就是你的创意和你所掌握的行业信息,而风投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混了多少年的老狐狸,他们会唱着赞歌让你开口,而一旦你开口了,他们得到你奶酪后,通常会离你而去,你是得不到融资的。很多融资的传奇只能当作故事听!创业起始更需要的是天使投资,而不是风险投资。而这样的投资是要靠“天使”眷顾的。

  风险投资以超高的融资为诱饵,套取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很多是服务于他们的境外项目的,所以他们特别爱投资于网络和信息领域,因为“网络无国界”,最容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利益转移。

  此外,风险投资的融资背后是带有强烈的对赌协议的,创业者如果达不到融资协议要求的业绩,创业者在企业中的股份就要被压缩,甚至要出局,想一下当年王志东是怎样离开新浪的?想一下蒙牛的牛根生2008年时为何发出“万言书”?想一下太子奶的李途纯是怎么倒掉的?而创业者如果达到融资协议约定的业绩,我们回头再看这样的融资,就可以发现风投给出的条件一点也不优厚了,因此业内都知道,风险投资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资金,其昂贵程度甚至超过高利贷。而且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对赌协议签署以后,你的公司如果真的有价值,风投也很可能走反方向,利用他们的市场资源让你的公司达不到对赌协议的业绩,等到把你的股权摊薄、他们的CEO进驻以后再让业绩成长起来。被风险投资清理出局的创业者绝不在少数!很多不错的公司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了风险投资的资产。这是一种掠夺性很强的游戏。试问,如果他们故意让你对赌失败而要清除你,你是否应当继续守约?

  还有一点是,许多境外风投资本的资金来源非常复杂,尤其离岸岛国,几乎就是各种犯罪资金的天堂。不要看最终的上市公司都是白白的,问题关键在于不断的私募、上市前的各种交易。VIE协议控制可以是非常复杂的连环控制,而不是简单的上市公司的协议,因为上市公司的协议需要公告公开,操作是不方便的,几乎所有的控制协议和对赌协议都由地下机构在中间操作的。敢于摆脱这种控制的人,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资本逐利,遵循的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有着丰富市场经验的外国风投资本深谙此道。中国企业与之博弈,就必须清楚各类白纸黑字的契约下所隐含的巨大风险。同时要采取相同标准,对于不讲信义的契约,要坚决按照契约规则行事,绝对不能抱住信义蒙蔽眼睛,更不能按照信义的标准来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否则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脖子伸到对方的刀刃之下。

  国家安全的博弈

  VIE结构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是源于中国关键行业的不开放,但是这些行业的不开放是具有国家根本利益的。此次“支付宝事件”发生后,众多声音嚷嚷“要开放”,各类喧嚣中,出于私利者有之,出于公心者亦有之。但无论私心公心,有一点是讨论问题的前提,就是如何评价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

  胡舒立女士在《马云为什么错了》一文中说:“中国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第三方支付服务上打开对外开放之门,欲开还闭的"内外有别"政策既繁琐又没有必要。”

  笔者认为,此言差矣!

  就拿阿里巴巴来说,马云的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模式,而“中国特色”恰恰是一些西方国家欲除之而后快的东西。网络是上演突变奇迹的地方,不是进化稳定博弈的地方,传统领域都已发展到进化稳定阶段,但网络不是。淘宝的交易额已经超过了中国零售商品总额的5%,支付宝的支付额也堪与核心大银行相比,这样的规模借用日本财团的观念,是一个国家的国气之所在,其规模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国美电器。在未来网络可预见的扩张下,其份额还将快速增长。最关键的是淘宝和支付宝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就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的演说中,说美国是一个拥有Google和Facebook的国家,可见美国对于其核心网络企业的重视。阿里巴巴是在中国自主创新诞生并发展壮大的网络企业,中国有理由将其视为国家的核心产业并引以为豪。

  姑且不说目前中国的主要网站基本被外资控制,网络时代国家安全堪忧的问题,单就淘宝和支付宝,其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是其关乎中国商品零售及资金流动的核心数据。网络所产生的价值很多是间接和附加的,在当初我们看不懂西方资本家为什么可以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高价投资和收购互联网企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操控着网络舆论攻击中国的国家公信力了,网络所带来的话语权力量在其“无国界”的特点下,是相当强大且具备摧毁力的。这点,在今年的北非、中东地区之乱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参见《环球财经》2011年6月刊“社交网络扮演骚乱推手”一文)。

  耶鲁大学华裔教授陈志武先生在微博中说:“最近关于"协议控制"讨论中处处看到对外资的排斥,让人担忧。在国内金融专为国企与政府服务之下,民间创业发展靠谁支持?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呀。今天,中国应做开放的榜样,扛开放的大旗,因为世界越开放,对中国更有利。中国应该巴不得各国都开放!自己不开放却希望别国开放,可能吗?”

  笔者再叹,此言谬矣!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博弈,从来离不开政治。去年中国的华为收购美国的三叶公司,区区200万美元的交易,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建议撤销”,最终收购失败。美国对中国讲的是自由市场和开放,对自己讲的是国家利益和安全。而在这个事件里,迄今我们没有看到有美国媒体去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呼吁开放”云云,为什么?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一红线,谁也不敢触碰。因为国家安全高于一家公司的商业利益。各国舆论对待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态度,多少都会有点“宽于律己,严以待人”,至多宽严一致。但对比“力拓案”、“支付宝案”、“三叶案”还有去年的“VISA案”,不难发现,我们的部分舆论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岂不怪哉!

  去年发生的VISA与银联之争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2010年6月VISA突然单方面改变规则,向全球会员银行发函,要求从8月1日起,凡在中国大陆境外受理带VISA标志的双币种信用卡时,不论刷卡消费还是ATM取现,都不得走中国银联的清算通道。对于这样一个明显的违约行为,却少见人责其“不诚信”之声,更有个别人士为VISA辩护说这是因为中国保护银联,不够开放。试想:银联的卡业务是人民币结算和清算业务,关乎中国核心的金融安全,试问,美国的美元结算清算业务向中国开放吗?

  笔者不想在此争论中国对外资是开放过多还是不够的问题,也不想去争辩谁比谁更开放的问题,只是想呼吁,“国家安全”是一条个人私利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欢迎善意的外来资本并依法保障他们在华利益,同时也警惕各种威胁到国家产业安全、金融安全,伤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我们在平常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都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并认可这一道理,怎么放到企业与企业、国与国的交往上,就指责这是“阴谋论”呢?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可比人与人之间要激烈复杂得多,其后果也要严重得多。正如乔良将军所言:只有当阴谋不存在的时候,“阴谋论”才会消失。这是硬币的正反面。

  此外,在此次关于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争议中,一些人例举腾讯旗下的财付通也获得了这个牌照,以此来说明支付宝的所有权未必一定要转让。但是在这里对于二者的不同,却被选择性失明了。腾迅的海外主要投资人是南非MIH公司,持股比例为50%。从国家层面上而言,中国与南非同属“金砖国家”,近年来在金融和矿资源领域均有互惠的深度合作,2008年中国工商银行参股南非标准银行(JSE∶SBKJ)20%股权,成为这家非洲最大银行的单一最大股东。从公司层面而言,阿里巴巴是美国背景的投资人,投资人控制了超过2/3的股权,基本可以视为外资完全控制。而腾讯则是一个“特殊目的公司”(境内居民法人或境内居民自然人以其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为目的而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在外交对等的层面,对于由南非公司占股的腾讯和由美国公司控股的阿里巴巴是不能等同的。此外,二者在第三方支付领域规模不同,对于市场的影响力也不同。在这里不能将二者简单类比。

  中国社会有中国的传统行为准则,中外交流有国际通则,但任何准则和通则都不能凌驾于该国法律之上,这是基本常识。而在国家安全上的博弈,从来都是贯穿于经济活动始终的,我们对此更应有清醒认识。中国需要诚信,但是这个诚信是在遵守中国法律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的。在《华尔街日报》6月初举办的D9科技大会上,身处“风暴眼”的马云感慨道:“我记得15年前,美国人教我们做生意要遵守法律,今天他们却叫我们绕开法律。在阿里巴巴,我们一定要遵守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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