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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超大规模国家民主化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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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31 07:47: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破解超大规模国家民主化的魔咒
  • 1规模必然导致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
  • 2一般来说民主化都带来国家权威的下降,控制力减弱
  • 3民主化后的风险是复辟,大规模国家民主化后容易出现回潮现象
  • 4 既能多中心治理,又能主权统一,还能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民主

吴稼祥:破解超大规模国家民主化的魔咒
主题:破解超大规模国家民主化的魔咒
主办:南方周末《时间讲堂》
合作媒体:凤凰网《大学问》
精彩摘要:
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素质不够。素质只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中华民族的思想创造力在春秋时期已经达到顶峰。
超大规模国家有五大偏好:个人崇拜偏好、资源动员与中央集权的偏好、稳定偏好、一元化偏好、停滞与依附偏好。
规模必然导致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动态看,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把这样的假说称之为“霸权铁律”。
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规模与活力不能兼得,但有一种办法可以缓解,即多中心治理。
以下为讲座实录: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政治学者吴稼祥先生做主讲嘉宾。吴先生是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政治学领域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在学术上有建树,在政界和商界都有自己的阅历。1983年6月进入书记处办公室,邓小平1986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书记处成立了一个政治改革研讨小组,他是副组长,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秘书长。
1989年他写作了《新权威主义评述》,开启中国非官方与官方主导的理论与思考平等竞争的先河。1989年后他成立独立学者,以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兼备的理论认识、分析中国历史。最近推出了新作《公天下》,通过对中国4000年的的历史分析,指出超大规模国家民主化的难题是什么问题,并提出解决路径,现在让我们欢迎吴稼祥先生演讲。
吴稼祥:谢谢《南方周末》、凤凰网,谢谢大家!在座有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有的从外地来,我心里非常感动。
我今天以《公天下》这本书为背景,讲讲中国民主化的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一共讲五个大问题,最后是一个结语。
民主与民族素质
最近几年来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是中国人素质不够,一种是既得利益过于强大。
如果第一个是对的,那是对中华民族的嘲讽,也是对四千年文明史的蔑视。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就认为公元前500年中华民族就是世界四大轴心民族之一。什么是轴心民族?现在留存在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有两大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主要是两大轴心民族创造的,印度裔的雅利安人和中华民族;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古希腊人。他认为这四大民族在公元前500年形成了世界文明的四个中心,但能存活下来的文明中,中华民族特别值得关注。
此后,中华民族在汉唐两个时期都登上农业文明的顶峰。这样的民族还说民主素质不够?那还要等多少年素质才够?显然这个论调不值得反驳,难道我们现在的民族素质还不如70年前的印度人或者还不如缅甸人吗?可这个说法传播比较广。
某次我坐出租车,北京的哥无所不知,他说“中国人搞不了民主。”“为什么?”“素质不行。”我问“你游泳吗?”“不游”。又问“把你问扔到河里,你能不能爬起来?”他说“爬不起来。”我继续问“你永远没有游泳的素质,对吗?”“当然不对!”我又说“民主就是游泳,必须先学习才知道是否会有游泳的素质,据我所知,人都有游泳的素质。”我这本书《公天下》的推广词就是:非关素质,只因规模。
素质只是过去几十年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我的想法是,中华民族的素质在西周王朝时就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那时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在顶峰,此后一直下滑。文学可以创造,但思想的创造力在春秋时期已经达到顶峰。为什么会下滑?动乱和专制是国民素质下滑的主要原因,当然有外族入侵的蛮族战斗也是导致素质下滑的另一原因。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到今天仍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有民主的追求,而没有进入民主国家,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其它问题。
俄罗斯的民主化比欧洲其它国家都晚,什么原因?当然不是素质问题。究竟什么原因让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国家的民主化如此艰难?究竟是什么难题?如何解决?这就是让我思考了好几年,在新书《公天下》中要回答的问题。
超大规模与霸权铁律
超大规模的国家中,欧洲是自愿联合的,25个国家都是公民投票加入欧盟的,美国当年13个殖民地也是自愿联合,这样的国家先不讨论。
所有超大规模的非自愿联合政治体,不是江河流域强制形成,就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前者如中国,对黄河、长江的强制,建立国家一定要包含这两条河流,否则国家无法治理,所以大禹治水的主要价值在这里;后者是俄罗斯,完全因为征服获得了目前180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民族有三件事:一是战争,战争专业户;二是喝酒,经常醉倒在街头;三是上床,为战争准备后备军(生孩子)。
中国的国境线必须囊括全流域,不能统治半条河,历史上有南北分治,很少有东西分治,原因就在这里。若上流域国家和下流域国家不是一个国家,就会有把水断掉的行为,如果进行水利战争,这个国家不可能生存下来,有可能同归于尽。埃及的灭亡就是上下埃及不能统一。
我国黄河和长江都是6000多公里的长度,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规模,农业文明会产生三个依赖:
一是水利依赖。不下雨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旱,需要水利灌溉,就需要庞大的水利工程,需要畅达、疏通的河流,所以河流国家都有洪水的故事。中国古代尧舜不是最伟大的英雄,最伟大的英雄是禹,为何如此说?因为他治水,把全国的山川都治理了,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国家。疏浚已有河流,修建水渠,都是庞大的水利工程,动用很大的人力和物力。
二是安全依赖。大的农业社会更担心外族入侵,中国非常不幸地靠近中亚地带,这是世界三大蛮族的生成地带:第一个是匈奴,中华民族与匈奴战斗了800年,最后才把他们彻底赶走;第二个是与我们进行殊死搏斗的突厥;第三是蒙古。秦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军国主义国家之一,相当于斯巴达,战斗力极强,打败匈奴和突厥两个蛮族后,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更加专制,一部分人更加野蛮化。
三是救灾依赖。“黑了南方有北方,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大规模国家的特点。一个小国可能一场灾害就将其毁灭,就像一个人的皮肤,被烧伤的面积和健康面积相比越小,痊愈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国家越大,受灾面积的比例就越小,痊愈的可能就越大。中国每年都有灾害,但每一次都能痊愈,这是因为受灾的面积远远小于不受灾的面积。所以,国家规模越大,救灾能力越强。
三大依赖决定了国家规模越大越好,越大水利修建得越漂亮,资源越丰富。国家越大,军力越强,抗击蛮族的能力也越强。面积越大,救灾能力就越强。这是规模依赖所带来的。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wujiaxiang2/
规模依赖也会带来压力,产生五大偏好:
第一,个人崇拜偏好。国家大了,必须有个人崇拜,必须需要神,尤其是中国那么多民族聚合在一起,必须有对一个人的认可,否则统治力会下降。
第二,资源动员与中央集权的偏好。我专门研究了《禹贡》,实际相当于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讨论农业问题,解决税收、贡品问题,不同的物产要提供不同的贡品。为了保障这些贡品能够顺利缴纳,要有强大的中央权力,必须进行资源动员。《公天下》提出的论点是古今中外书上所没有的,即把夏商两朝的权力定义为平面中央集权。
第三,稳定偏好。国家越大,越不希望混乱,而要稳定。比如《甘誓》,写对甘部族的讨伐,“干得好,在祖庙面前封赏;干得不好,杀你和你的妻子”,很残忍,为了稳定大开杀戒。
第四,一元化偏好。我特别举出一个故事《胤征》,主要是关于时间一元化,即北京时间的问题。不仅土地、空间被一元化占有,连时间属于国家属于王,“王正月”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王正月”?是只有一个标准时间,即王的时间。现在全国使用北京时间很正常,只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时区的划分。有了时区划分也就有了分权的信号,比如新疆和北京差两个多小时,新疆晚上吃晚饭时,北京开始睡觉了,但不应该有新疆时间,这与规模依赖的偏好有关。
第五,停滞与依附偏好。比如有一个圆盘在旋转,中间是一个柱子,圆盘上放若干个物品。假设这个桌子的转速增加一倍,那桌子上所有物体离心力增加一倍,这是第一。第二,桌子面积增加一倍,离心力也会增加一倍。
国家一旦大后,离心力会增加,为了防止离心力的增加怎么办?至少有几种办法可以选择:一是增加摩擦力,让所有人依附于土地就是这个原因;二是减少质量,增加老百姓的贫穷,依附的质量大了,离心力就加强;三是把所在圆盘上的个人向中间集中,虽然国家大了,但向中间位置移动,移动以后离开了离心力。秦始皇打下六国后,把六国贵族迁到首都就是这个目的,防止离心力过大,迁到首都集中起来。
有这五大偏好,这个国家一定是专制的。规模必然导致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动态看,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把这样的假说称之为“霸权铁律”。
你们可能要问,既然“霸权铁律”推动侵略,侵略推动专制,岂不是没有穷尽?不会,因为到一定阶段会遇到饱和状态,即三个极限:
一是收益极限。统治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收益就可能小于成本,边际效益等于零。
二是生存极限。扩张到一定程度会更加专制,专制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只能维持生存,这是临界点。如果再多榨取一点,人就会死亡,生存率会下降,军队力量不能补充。
三是能力极限。在规定时间里不能平叛,不能制止动乱。中华帝国的平衡点或饱和边际点,南边为越南,东部为朝鲜。国家身体强大、胃口大、牙口好时,把越南和朝鲜全吞了;后来胃溃疡开始呕吐,就把它们吐出去;牙口好了,又开始吞。吞吞吐吐3000年,演变到现在。这是中华帝国饱和状态的平衡点,到饱和状态后就是一种统治正常状态。《公天下》这本书里专门写了会生五种病,且都是不治之症。
民主化前、中、后的困境
因为大国霸权铁律的作用,对大国民主化带来了三种困难:民主化前的困难,民主化中的困难,民主后的困难。
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相当于冰山越大。如果专制是寒冷的,民主是温暖的,那寒冷的专制会造就一座冰山,不管春、夏,阳光多么强烈,冰山最多停止扩张,但并不融化。如果冰山足够大,即使夏天化了一点点,冬天会重新结冰,而且会变得更大。国家民主化与国家规模的大小就是这样的状态。温度高会化一点,如果在同等温度条件下,冰山越大,融化的可能性越小,成反比。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中国搞民主化很难,俄罗斯的民主化很困难也在于其冰山很大。
再打一个比喻,假如有一块小石头,很容易被弹下去;假如石头有100吨,不容易推下去,1000吨更难推,而一旦推动,结果是停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大国的民主化一旦动起来就很危险的原因。《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有一句话,“在一个专制国家,统治阶级想改革时,国家最危险的时刻就到了。”石头滚起来时,确实很危险。
如果民主化的冲击力特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撞成若干个碎片,这时民主化的速度会加快,我把这种状况叫做分裂风险。民主化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作用在大国国体上,会产生力量的均衡或者不均衡,如果民主化的作用力过大,而且来得突然,猛然一击,冰山就会变成碎片;如果作用力不够,冰山把推动民主的人冻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一般来说民主化都带来国家权威的下降,控制力减弱。
比如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中央政权、主权、控权在西藏、新疆和外蒙古,控制力减弱,外蒙甚至在苏联的操纵下独立。那次民主化给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心理带来阴影,认为民主的困难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会带来国家分裂。谁把国家搞分裂了,就是千古罪人,虽然有可能重新统一,但这是不可预期的。
民主化中的分裂风险,会因为民族的状况而加剧,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风险会小一点。民族的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沙拉状,沙拉里有苹果、梨、香蕉等,每一个水果相当于一个民族,放在盘子里,分裂风险比较小,美国就是如此,每一条街道上都有很多民族,都是一盘沙拉;另一种民族分布相当于拼图,一块一块,比如英国的爱尔兰、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利亚、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这种国家的分裂风险始终存在。
民主化相当于一个裁缝,在集权的地方开始剪,在非集权的地方开始缝。比如两德缝上了,欧洲缝得更快,把25个国家缝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要看国家的状态是什么。
民主化后的风险是复辟,大规模国家民主化后容易出现回潮现象。这儿说的不是自愿联合的国家,而是由原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民主化以后出现的复辟,第一个案例是魏玛德国。第二是俄罗斯,普京上台后收拾了88个自治体的自我选举权,所有地方选举的首脑上台后,都要普京发任命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联邦体制。
为什么会有复辟?最重要的是民主化造成了混乱,以及民主化的反作用力开始启动。有的是民主化造成了分裂,原来帝国倾向的民族会在民主化和大国之间权衡,有些人宁愿接受帝国统治希望有一个大国,现在俄罗斯的普京并不是全国人民反对,只有一部分人反对,他们有帝国的追求,希望把14个加盟共和国拿回来,所以民主开始消退,集权开始上升。当然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而是治理中心的问题。
破解魔咒:多中心治理
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权铁律”,因为反对民主化的帝国作用力太强,常常把民主化的动力和推动力化解于无形。这种说法有一个前提,即这样的大国一定是单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的国家不是这样。
比如1291年建立的瑞士联盟国家就是多中心治理。不管欧洲帝国如何变迁,德国人的帝国、拿破仑帝国或其他帝国都没改变瑞士的体制,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多中心治理制度,能抗风险。
“霸权铁律”在单中心条件下是无解的。如果能理解供给需求曲线就能理解这个,在第一象限里有一个扇形的曲线(右上方),我叫“权威曲线”或者“专制曲线”,右下的曲线是“自由曲线”,纵轴是帝国程度,横轴是国家规模。横轴规模变大,从A点到B点后,权威上升,高度就增加,自由曲线度数就下降,这就是单中心治理的无解。
这说明,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规模与活力不能兼得,但有一种办法可以缓解,即多中心治理。
多中心治理有多种形式。政治上的多中心治理,是主权统一下的次主权地方分权,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权在君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指诸侯联邦;一种是主权在民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是民主联邦制。前一种比如西周、君主时代以前的英国,以及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按此论证,多中心治理只有与民主宪政配合,才可能达到长治久安,规模活力兼具。
现在谈谈更加现实的问题,道路。现在民主化有两条道路:一是革命道路,二是改革道路。章立凡说,中国现在是改革与革命在赛跑。我做个比喻,比如革命是兔子,改革是乌龟,乌龟希望兔子睡一觉,但不知道怎么兔子急红了眼,不睡觉,而且咬人,所以不要指望兔子跑得比乌龟慢。对于中国来说,革命中的民主化分裂风险与革命后的复辟风险大于改革。
革命的方式是突然一个强大的作用力作用在冰川上,冰川可能四分五裂,还会发生雪崩。假如真的分裂,革命后重新统一的专制主义倾向复辟动力就非常强大,反作用力也就来了:“你们搞的,什么破民主化,还不如原来的。”于是重新专制化,为了把分裂出去的东西拿回来会有一个单中心治理,把多中心治理全部取消。所以作用力越强,反作用力也越强。俄罗斯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如果可能,争取改革的方式推进民主化。大国要推动民主,具体可以用“易细法”和“两试法”。什么叫“易细法”?老子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化整为零的改革。大国冲击力非常强,不能融化大冰山,在冰川底下烧个火炉行不行?一块一块地化,不着急。
李克强自从十八大以后有很多发言,我都给予很高评价,一个是改革红利说,要在改革中寻求红利,把赤字消灭掉,变成黑字,讲得非常靠谱。二是城镇化,有些人说通过市场方式城镇化,殊不知城镇化是市场唯一不能起作用的地方,如果是单纯的市场作用就不可能有城镇化,而是大城市化,人往高处走,谁不往大城市跑?跑到城镇干嘛?市场比较健全的韩国,首尔人口将近全国人口的1/3;比较市场化的埃及,开罗人口也是全国的1/3,想把全国人口的1/3都搞到北京来吗?城镇化是市场做不了的事,政府不做一些干预市场的事,不越俎代庖,这就非常靠谱的。
李克强还讲改革要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这个说法可以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相媲美,头发很细,牵一发很容易,但什么样的牵一发才能动全身?动了这根头发就会疼,这样的改革不是说事,而是改变体制、机制。只有改变机制才具有这种性质,比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是要同名同权,将来没有工人农民之分、城乡之分、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分,将来只有一个称呼:公民。这样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说法是“权利不可能被利益所收买。”这样一种改革是权利优先型的改革,各种各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参与权等,一个亿都买不了你的权利,社会就正常了。我们的改革一开始是利益先导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说这个改革已经终结,接下来的改革应是权利优先型,没有人能拿钱买断我的公民权。这是将来改革很重要的新阶段。
改革的“两试法”是指试点法和试错法,因为有了试点,所以敢于试错,试错也不会带来问题,因为地方小。“两试法”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最主要法宝。
在操作上就是建立试验区,每一个试验区都是一个新的治理中心。
这样一个原理在哲学上叫社会变迁的“渐进主义”,不是突变,它催化的是自生秩序,不是顶层设计,是老百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犯法。老百姓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痛,就像一双鞋子对老百姓是否合适不是顶层拿着很多漂亮的鞋模造出来,一定要让老百姓穿,十个脚趾头告诉是否舒服。所谓试点就是让每一只脚感受痛痒。
改革操作上类似于盲人走路,左一点、右一点、中间一点。我们不要把人想成全知全能的,人并不是没有理性,但也不是全知全能,人只有有限理性。我认为“人有三有”:第一,人是有罪的,第二,人是有限的,第三,人是有救的。
对大国来说,按照“易细法”和“两试法”的操作模式,推进民主的路线图应该是十六字方针: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由点及面。
划区选点相当于政治改革区域,逐级直选从村级开始选到乡镇一级,一到两年到县级直选,然后到地市一级。现在我特别赞成把深圳搞成直辖市,把深圳搞成政治改革特区,将来公民可以当选举监督员,接受专门培训,编制选举手册,监督选举。三个人举报有贿选立即取消选举资格,不用讨论,一定要像罗伯特议事规则一样做得非常细致,真要搞就应是这样的方法。而不是把人扔在河里,扑腾几下,说“你不会游泳非要游,还不爬上来,喝了三口水吧?”现在的选举有点像这样,把人扔在河里,故意不教游泳,不仅不教人游泳,还往下摁,这怎么行?
操作类似于台湾提供的范例,相当于孙中山时的训政,什么叫训政?最高领导层不选举,省级以下全选,从底下一直选到省一级,有了那么多训练,才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开放。
改革第三波
从1978年到现在一共有两波改革:一是1978年至1989年小岗村承包的启动,按下按纽的是万里先生,这是经济改革的试验阶段,我把它叫做“小试到中试”,政治改革虽提出,但被拖延。二是1992年南巡启动到2002年,是经济改革的推广阶段,南起北海、海南,东到浦东,经济改革势不可挡,现在梯度推进,由东向西,基本推进到了青海。
第三波是2012年以习近平深圳之行作为特征。十八大已经给以后的领导人政治改革开了绿灯,至于这个车怎么开?谁来开?用什么车?开到哪儿去?拐什么弯?这一代人就不用管了。所以,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我认为核心词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是自下而上的逐级选举。
总之,不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多中心治理都优于单中心治理,前提是主权统一。既能多中心治理,又能主权统一,还能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民主。我把这种理论命名为“宏观的民主理论”。谢谢大家!(周东旭、陈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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